历史上，和休谟争论的图克，坚定地站自由贸易，并且认为：
【假如对华贸易能够畅通无阻，取缔东印度公司的专利专营，并且全面取消中国货物的关税……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由贸易会强化英格兰的领导地位，并且让中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市场】
争论的时间，也就大约是这几年。
而休谟给图克的回复，意思非常明确：扯淡，英国现在根本不配自由贸易。
休谟拿出了数字，详尽的数字，来证明中国货物的质优价廉，以及中国的人均存银量低于欧洲使得中国的人力成本更低，所以一旦放开自由贸易，结果就是【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
而这，还是休谟高估了中国的人均工资得出的结论——他推断的中国的工资，是月人均140便士，1.75两白银。
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家庭手工业，没这么高的工资。
相反，这恰恰是大约一个中等农民家庭的家庭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收入。
他忘记换算两边白银以粮食计价的实际购买力差异了。
图克是个牧师出身，只会喊口号，既无数字、也不考察，就是在1747年嗷嗷叫地喊口号，觉得取消东印度公司、取消关税，一定会强化英格兰贸易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总之，数据没看到一行，就得出了一句【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
休谟虽然数据有误，但最起码有数据。
休谟很痛苦地在给朋友奥斯华特的信中，提到了他和图克的争论，认为图克是个“对上帝慈爱深信不疑的善良的期待者”，但缺乏对数据的基本了解。
并认为，如果不是距离过远，就算不考虑双方手工业效率的差距，那也需要一直到中国的人均拥银量和英国一致，英国才有最基本的竞争力——即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和英国一致，月均人均工资4.5两白银。
但休谟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又绝望地表示就算把此时欧洲的白银都送去，也难达成这种工资平衡。
这里面关于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争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也是一个困扰了休谟一生的经济学上的疑惑。
按照此时的自由贸易论观点，认为理想条件下，自由竞争会带来一种均衡优势。
比如说，英国的纺织业被中国纺织业打败了，那么，英国的资本就会自然流向英国竞争力比较强的方向上。
比如冶铁？比如纺麻？比如造船。非得干纺织啊？资本会自己配置的。
不可能说中国啥都行吧？
不可能说中国纺织业强，那冶铁也强吧？总会有个不适合的、竞争力不强、我们英国恰好合适的产业。
针对这个想法，有人当时反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荷兰的贸易中间人的角色被他国取代，长时间经营贸易和航运的荷兰，是否能找到新行业来替代呢】
当然，在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的争论中，关键是“替代”。
而有趣的是，在此时大顺存在的这个现实下，关键是“他国”。
大顺取代了荷兰，做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被当时的几个经济学大佬思考着。
到亚当·斯密时候，依旧没有忘记思考这个问题。
而亚当·斯密是这么评价对华贸易的：
【假若不是路途遥远，和极高的税率，中国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将压倒我们的】
【假如贸易不受限制地发展，那么英格兰的棉织品和丝织品都难与东方的精品竞争】
于是，问题出现了。
亚当·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级人物，但问题是他又是个民族主义者。
他鼓吹的时候，英国的生产力水平是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所以他鼓吹自由贸易绝无问题。
但他真正了解到对华贸易的数据之后，了解到棉布税率茶叶税率之后，他又不得不承认，真要是自由贸易，英国工业要完。
在面对对华贸易的问题时，有人就问亚当·斯密，面对中国商品，你依旧坚持自由贸易吗？
既要坚持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又要承认中国商品在自由贸易下会对英国工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亚当·斯密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那些资金不足的民族，如中国，应该把资金放在发展工业上，这是当务之急。而如出口、转运、航运业务，则交由那些资本充足的外国代理。他们应该把资金放在正在被他国挑战的工业上】
【由英国资本，承担中国货物的出口、转运和航运上】
【中国资本应该集中追赶工业】
【英格兰应该成为中国和欧洲贸易的中间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到了死胡同了。
他的理论不能说错。
但就这个问题，却已经拙劣地无法解释中英贸易问题了，这就是标准的顾左右而言他。
人家问他的，是你高喊着自由贸易，那么中国商品对英国工业产生了冲击怎么办？
他回答的，则是说我们可以不用断绝对华贸易，但我们也不买中国货，而是由我们来当这个中西方贸易的中间人，由我们来取代荷兰人的角色。
回答了质疑者的问题了吗？
回答了。
真的是符合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吗？
符合。
但符合当时英国的现实吗？
扯淡。
人家的问题，是说真正的自由贸易，而不是他这种拙劣变形的“我们当中间人，我们不买，卖给别人”的说法——还有个关键问题他也逃避了。
即，英国的工业品是只卖给英国人的吗？欧洲市场呢？
英国工业品是只卖英国本国的吗？
只靠英国自己的市场，靠羊毛收地租的贵族，就得先把亚当·斯密给扬了。
按他所说，英国的未来，就是欧洲市场让给中国工业，英国全面转型第三产业，转型航运、转口、服务业？
当然，后世证明这是对的。
但，显然，在这当时，在英国工业革命还未发生即将发生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被接受的。
理论要指导现实，而当时的现实，不是说需要一个让英国工业完犊子的理论的，而是要让世界相信这套名为经济学的新宗教，确保英国利益的。
因为亚当·斯密的回答，就是标准的我都要：
英国相对欧洲发达的工业，要坚持自由贸易。
中国发达的手工业，可以让过剩的英国资本流向服务业、航运业，但不进英国，而是卖给别的欧洲国家。
但这种我都要的回答，是无法解决“中国的棉布在欧洲市场也会对英国工业造成冲击”的问题的。
他回避了。
而刘钰对大顺贸易政策的制定，恰恰是“完美地实现了亚当·斯密的构想”。
区别就是没用英国资本发展航运业，而是用中国资本发展的航运业。
并且他坚信中国不缺资本，而且此时工业也不是说很发达，也不是说很落后，而是根本用不着【缺乏资本的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投入到那些被他国超越的工业上】
珍妮机大顺用不了，那是棉麻毛混纺的用的，大顺的棉布用珍妮机的线，织不出来。大顺要的走锭精纺机，距离问世还早呢。
再说了，缺乏资本，可以靠卖货积累嘛。吭哧吭哧把工业发展起来了，你们不来运货，反手加个关税，那不是直接内爆小农经济了？
历史上，1775年到1795年，2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按照账本明账，一共从中国进口了5660万两的货物。
这只是进口报关价，不是卖价，而且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外，还有丹麦、瑞典、法国、葡萄牙、荷兰呢？
大顺手工业者、茶商，吃掉进口的报关价白银。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吃掉转运的利润。
二十年几亿两白银，就这个时代的工业，啥建不起来呢？
18世纪末英国最大的棉纺织厂，阔里班克纺纱厂（quarrybank），初始投资3000英镑，9000两白银，很多吗？
就算翻10倍，9万两白银，一次去南美走私赚的够投仨。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没错的。
历史也证明了他的论断：
英国的命运，是发展服务业；假若不是路途遥远，和极高的税率，中国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将压倒我们的。
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提出的自由贸易本质上是为了英国服务的理论，使得他在面临中国贸易问题的时候，无法回答。
忠于理论，则现实需求会否定他的理论。
忠于现实，他的理论无法解决英国怎么面对中国商品冲击的问题。
所以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和稀泥。
而将亚当·斯密的设想，以及休谟困扰了一生的荷兰转型能干什么的问题践行的，恰恰正是整天高喊自由贸易、甚至把大顺去欧洲的第一艘商船都取名为自由贸易号的刘钰。
他背后的三万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给他打下了基础。
他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旗手。
这使得这场围绕着英国该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诸多问题有了答案。
当荷兰的东西方航运业被“他国”取代后，荷兰怎么办？
显然，大顺正在做这个实验，可以发展服务业、走私以及相关业务嘛。
可以开旅店、妓院、餐馆；可以搞金融、投资、拍卖；可以做国际走私集团的窝点。
亚当·斯密高估了英国工业的先进程度，至少在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品对中国商品毫无优势。
亚当·斯密低估了中国的资本积累速度，至少在他那个时代，能干的纺织厂之类，投资真没几个钱。
亚当·斯密的理论，基本是正确的。
只是错误的数据、低估和高估的现实，推出了错误的结论。
而这个错误的结论，又被大顺替换掉他设想的英国资本后，践行起来。
所以，刘钰才号称自己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最大拥趸。而且刘钰想看看，当大顺真的碎掉英国航海条例后，英国又该怎么评价自由贸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