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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二二章 战前舆论准备(上)(1 / 1)

“我看这是好事。既是朝廷遣你监管,商人们需得见到利润攀升才能支持监管。只要英人不废茶税,这对朝廷加强对这些商贾的管控,也有极大的好处。”

齐国公想了一下又笑道:“总不能指望着一群才知道这西洋参不是产自酷热南洋的人,去和那些搞了一二百年贸易的老油子对抗。要是指望他们对抗,非要把老本都赔进去不可。”

“我此番去欧罗巴,所见所闻,只觉若论对产业经济之管控,欧罗巴有大宋之风,本朝万万不及也。法人之统制经济,方有可能出荆公这样的改革,我朝是做不到的。”

“禁海之策,我看这东西方区别倒是不大。丹麦英法等国亦禁自行前往亚洲贩卖,而得垄断之利。其与前朝三宝下西洋而又禁民间片帆下海内帑独得香料之利,有何区别?”

刘钰对此并不是完全赞同,但想来以齐国公自小接受的教育,能看到这一步亦算是难得了。

但齐国公有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各国其实都在搞某种程度的禁海,都在搞垄断,而且都是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的。

欧洲人,尤其是新教国家,自来双标且无耻,这一点刘钰这几年多有领教。毕竟最先收拾的荷兰,就是个新教国。

我可以禁海禁私人贸易、我可以航海条例、我可以禁止你们的货船在我国卖货。

但你不能不允许我们收货,也不能不允许我们割让你们的舟山、抢澳门,否则你们就是有罪的。

这种思维方式,不只是此时大顺人难以理解。

就算到了后世,中国人依旧难以理解。

以至于一些人读到后续屈辱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只要开放贸易,英国人就要乐开花了,就不会打我们了”。

先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但现实却是英国连续两次出台禁止东方棉布法令;最高征收了220%的茶叶关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任何非公司的东方货船直接击沉。

所以这件事的本质,就是真的被忽悠瘸了。

相信他们有一套非双标的、统一的、普遍的评价标准。

老马在1840年代就说,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本质,就是一种垄断。一旦当“自由贸易”威胁到他垄断的实质时,他将必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自由贸易”。

鸦片战争的根源不是因为自由贸易,而是因为“清政府禁止种植罂粟”,使得外部鸦片可以造成实质上的垄断,因为本国不让种。

刨除掉鸦片的罪恶属性,如果单纯把其看做商品,一旦放开随便种,一个四川省就能打的英国货没人要,事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甚至都不用四川出马,当时一个云南就够了。

就像是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在国会上控诉【在此前二十三年间,公司被强制往中国销售的纺织品和五金,为公司带来了1688103英镑的损失】。

公司董事可是在国会上的发言,总不可能20年国会的人39年就全死了吧?

所以英国人知不知道就算零关税,他们的纺织品和五金也卖不出去呢?

还是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要找个自由贸易的理由卖实质垄断的鸦片呢?

奈何老马1840年代说的一针见血话,后世百余年依旧没人听,也没人信。反倒是先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以至于挨了顿打。

好在看过老马的书的某格鲁吉亚人反思的结果,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绝不愿意”。

总算没反思成因为不自由的贸易所以挨打活该、打得好。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禁止鸦片呢?

马戛尔尼能成为使团代表的原因,是他前面的查尔斯·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死。

而卡斯卡特使团来华之前的首相训令中,明确指出【如果商约中规定不得运输鸦片,你必须答应。千万不要冒着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风险,来抗争这方面的‘自由’。】

【我们在孟加拉的鸦片,应该在东部海面‘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上’寻找出路】——什么叫“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呢?只能说,不愧是出过莎士比亚的文字,可以把走私说的这样委婉,别具“朦胧美”。

【假如割让给我们建立商栈的土地,应该选择在北纬27度到北纬30度之间,因为听说优良的茶叶就产在这个纬度区间】

所以英国人很清楚鸦片贸易是被禁止的,不但清楚,而且清楚的那种清楚,所以才要选择“东部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这边纺织品卖不出去呢?

当然知道。

但为什么还能卖出去呢?

因为一个字。

卷。

1767年,东印度公司曾找到供货商潘某,说如果你能把呢绒卖掉,我可以从你这收茶叶,不从别人那收。而且给你加价,每担茶叶给你加一两银子。

潘某算了算,就算把这些呢绒赔钱卖了,只要英国人从自己这里拿茶叶、而且每担茶叶多给一两银子,那么自己还是赚的。

所以历史上潘某靠着这种卷,卷到被《coteparis》评为18世纪初世界首富,家族白银能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英法舰队。

至于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涨价呢?

这……大概也是中国这边的资产阶级的特色吧。所以新井白石在长崎,用个简单的二桃三士之计,就能挑动的宁波帮、漳州帮、福州帮放弃铜的定价权,让给日本定价。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一群非得有个强人扶着的阿斗,缺了铁腕强人用皮鞭抽打,就是全世界最费拉的布尔乔亚。

为什么东印度公司非要带呢绒呢?

因为要讨好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免得他们再攻击公司是买办,所以宁可赔钱也要带呢绒,大不了从茶叶上找补嘛。

好比你是议员,你又是开呢绒作坊的。你跟东印度公司说,你不带我的呢绒去中国,我就在议会提提案,说你们是买办。那还能咋办?带呗。

于是,纺织工人有了工作、工业资本往中国卖出呢绒、在议会上放东印度公司一马、东印度公司一边说自己赔一边赚了钱、茶叶供货商潘某也卷赢了同行成了18世纪世界首富。

大家貌似都赚,那这里面的钱,到底是谁出的呢?

看似是喝茶的英国人出的。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

就算东印度公司没有承担呢绒赔本销售的义务,他就会良心发现降价吗?有些东西的价格不取决于成本,而取决于购买者能出多少钱。英国济贫法的房补,就是个绝佳例子,房补加多少,房租涨多少。

里面唯一遭受损失的,是中国的纺织工匠。

本来正常价格的英国纺织品没人会买的,但架不住有人赔本卖啊。

谁他妈能想到,1767年在中国卖的英国纺织品,比他妈在伦敦工场的出厂价都低?

英国政府为什么明知道茶叶贸易导致白银外流,还要在查尔斯·卡斯卡特使团训令中,将茶叶贸易放在第一位呢?

因为那时候,【茶税每年能为政府提供325万英镑的税收】,已经不少了,折合1000万两白银,够三年辽饷了。

这和现在大顺逼着日本开关,幕府明知道“金银如骨,不可再生”,但依旧支持的原因一样。因为能给幕府提供巨额的关税收益。以建立起对其余诸侯的绝对优势。

当撕开隐藏在外面的迷雾,看到本质之后,很多事要解决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不是卷吗?

那就一步到位,直接“充分竞争”到垄断的地步,垄断之后还怎么互相卷?你能搞独家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我便搞不得?

不是双标吗?

那就去荷兰质问为什么荷兰能在中国建商馆,大顺不能在阿姆斯特丹建商馆?因为议会的法律授权是神圣的?那简单,天子的授权也是神圣的,打一顿夺回南洋占据锡兰侵入印度,一波把荷兰势力从长崎推到波斯。

不是非要买茶捆绑呢绒吗?

那就垄断,把小商人全压死,要买茶叶拿现银,呢绒一件不要,就算海军用也只买法国人的。你要能从别处搞到茶叶,明儿当地的地方官就得被穿小鞋,国公带着节度使都去打招呼了,啥叫官僚对上负责制啊?

不是鸦片要寻找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吗?

直接先来个鸦片案,明确告诉英国人,别找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了,否则大顺就要闭关锁国啦,高呼白银不是财富而国民财富是总生产品。

他这一手以魔法破魔法的手段,当然需要朝中的支持。

至少,对“联法反英”的政策要绝对支持。

实际上,以此时国内来看,单纯从贸易角度讲,英国是个远比法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英国茶税,更是会让皇帝在内心天平上产生某种游移——如果英国取消茶税,扩大了茶叶销售,皇帝为什么不学宋朝制度、或者俄国大黄专营制度,把茶叶对外出口全捏在自己手里,专卖给英国呢?英国茶税都能收1000万两每年,大顺皇帝捏死茶叶专卖权,也不能少赚吧?

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皇帝又拿到了高额茶叶贸易利润,为什么要和英国开战呢?法国人搞国产替代,穷吊一个,啥也不买,为啥不帮着英国打法国呢?

谋求海上霸权,就需要投入巨资搞舰队,而舰队是没办法镇压在国内日后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为什么非要自己搞舰队去欧洲开拓市场,甚至打一仗呢?

以前刘钰自己垄断着外部信息,尤其是在刘钰打脸传教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确掌控着大顺的对外政策。

但现在,随着交流的增多,尤其是这一次齐国公访欧归来,刘钰已经完全无法垄断外部信息了。

这时候,他就需要趁着齐国公从欧洲归来这个契机,把“联法反英”这件事,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转为一个在大顺政治正确的“政治问题”。

趁着齐国公说到欧洲各国的海贸政策,刘钰这些年收集了不少英国人的黑材料,这时候便笑道:“所谓闭关、禁海一说,我倒想起来一件趣事。”

“前明崇祯十年,英人威德尔带着舰队来华。当时便说【中国闭关自守,有条件地对葡萄牙人开了一扇门,但这扇门对英国是加锁封闭的。我准备利用葡萄牙人的那扇门,去谦卑地去敲门】。”

“【当然,如果敲门被享以闭门羹,我将破门而入!】”

刘钰说完便笑。

齐国公愣了片刻,可能是一时间觉得这话太过震惊,竟没反应过来。

随后,才仰头开怀大笑起来。

“崇祯十年,破门而入?哈哈哈哈哈……这英人威德尔倒是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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