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澳门，已经完全乱了套。
各地涌入的不愿意放弃信仰的虔诚者，在这里得到了精神的满足，可精神满足不影响肚子要吃饭。
数万新来的人拥挤在狭小的澳门，没有住处，只能到处搭建贫民窟。
没有工作，也没有地种，各个华人街区里黑帮盛行。
鸦片馆、高利贷、奴工招募处、童、奴阿弟收购处、契约女佣中介……在华人街区里遍布。
澳门的华人即便皈依了天主教，也没有地位。
况且，当年为葡萄牙流过血、打过仗的华人，还没有取得地位呢，就算这些后来的都是虔诚的、躲避异教徒迫害的教友，又怎么可能有地位呢？
98年前，前明崇祯十五年，葡萄牙从西班牙的手中独立，消息传到澳门的时候，澳门的中国人、日本人，为了彰显自己对葡萄牙的忠诚，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在澳门避难的日本天主教徒穿着和服、挎着倭刀，手持扇子，于7月7日，在澳门街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中国的天主教徒也不甘其后，大量参军的华人，在澳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庆祝祖国复国，庆祝若昂四世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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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场盛会后不到两个月，这些人发现“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自己这么卖力的表现，可还是没有被人认可，依旧是三等人。
于是他们给若昂四世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陛下：”
“在澳门的华人基督徒市民声明：众所周知，我们放弃了中国的政治和法律，服从葡萄牙法制，一如既往地为陛下忠实的仆人。”
“从这座城市产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成为这里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但是，这里的葡萄牙人禁止我们参加航海活动、禁止我们去往广东贸易。而战事一起，就拉我们当炮灰。可我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哪里有时间去打仗呢？”
“他们甚至禁止我们穿外套，因为穿外套是欧洲人的特权，以此区别我们低贱的地位。”
“他们强迫我们修改遗嘱，遗孤的钱要被充公，由他们拿去用于航海。”
“在言语和态度上，他们对我们进行侮辱，甚至在中国异教徒面前对我们大加诋毁——他们对待那些中国异教徒的态度，比对待我们这些基督徒好的多，而这样是不利于祖国在澳门的改宗事业的——中国的异教徒发现，不信基督的好处比信基督更多，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恩惠。而基督徒则要面对辱骂和中伤，甚至不准穿外套。”
“我们恳请陛下：”
【允许我们以耶稣会的身份加入兄弟会】
【允许我们和葡萄牙人以及混血人在相同的地方贸易】
【允许我们穿外套】
【我们的警戒、驻守义务，只在战时。平时不要当兵】
【我们遗孤的钱，禁止他人使用】
【在孟买、锡兰等地居住时，请给予我们和当地土著基督徒一样的权利】
这封信倒是送到了葡萄牙，葡萄牙国王也做出了反应，但并没有什么用。总督也不过是个屁，本地评议会怎么可能听这些废话，也就是走个形式而已。
一等人是纯血的葡萄牙人、以及和澳门贸易的异教徒华人；二等人是混血的；三等人是才轮到这些改信的华人基督徒。
如今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些当初抱怨的华人基督徒，在澳门扎根已久，至少有自己的产业、工作，以及住处。
而这几年大顺禁教涌入的大量新来的，既没有住处、也没有工作、还没有地位。
人不怕低人一等，就怕没人比自己还低。这群人进入之后，旧华人和新华人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增加，整个澳门陷入了一种仿佛末日天启般的混乱当中。
争斗、买卖人口、奴隶贸易、街区争地盘、码头抢抗活斗殴、抢劫、偷窃……
很多人后悔了，精神和信仰，原来并不能填报肚子。于是很多被驱赶或者自愿前来的基督徒，希望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但是，大顺这边的政策是许进不许出。
因为官员不想担责任，你说你后悔了、不信了，但万一是假的的？万一回去后继续传教呢？
我做个好人，放你回来，不过举手之劳。但结果你假意改信，日后悔过，悄悄传教，朝廷是要问责的。
朝廷禁教可是紫禁城里传出的命令，这可不是小事，当年海关那群人那么爱钱，可也没人敢把战马兵书往日本运，哪些事可以通融、哪些事不能通融，各个心里都有一本护官符。
这好人，不做也罢。
倒也有好官直接去了广州，向广东节度使说清楚这件事。
但广东节度使只回了一句《论语》里的话。
曰：伯夷、叔齐何人也？
曰：古之贤人也。
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事，遂罢。
如今混乱的澳门，已经完全失控了。
这种地方，最适合这种私下的交易，也最适合在这里募集人手去当雇佣兵。
而且，澳门与荷兰之间恩怨颇多，这里也是荷兰人毫无势力的地方，巴达维亚的华人起义者选择在这里接头，既是为了防备朝廷，也是为了防备荷兰。
很快，法扎克莱就在约定的一家旅馆中，和那名希望见面的华人见了面。
见面之初，法扎克莱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华人起义者的联络官。
年纪不大，也就二十七八岁。
脸色黝黑，显然是在热带生活过。
个子不算高大，但很健壮，和奴工那种瘦弱的干壮不太一样，而是营养相对充足的那种壮实。
第一眼看过去，法扎克莱心里判断，这个人应该是巴达维亚那群华人起义者中的核心人物。
不是那些被迫起义的奴工，而更像是想要趁乱而成大事的那种市井游侠。
法扎克莱研究过中国的历史，知道汉高祖的事，也向来知道华人在南洋颇多野心家。
鸠占鹊巢谋位的、举事起义夺船当海盗的、在小国当将军的、包税自立割据一方的，这种华人在南洋很多。
法扎克莱总结过这种人：有野心、有能力、桀骜不驯、反叛、不服朝廷，也不服任何人。
就像是当年的郑芝龙，弱小的时候可以给荷兰人做事，一旦做大就反咬一口。
但，这个坏处，与东印度公司无关。
现在东南亚是荷兰的，而且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核心利益，这群起义者不可能推翻荷兰东印度公司，只有割据一方的可能。
不过，英国此时需要的，正是一个混乱的、荷兰无法垄断的东南亚。因为英国此时还没有能力把手伸到这里，进行完全的取代。
这群人，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的一股力量。
在大顺朝廷不下场的前提下，英国东印度公司认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垄断的破解，是极大符合公司利益的。
亮明身份后，法扎克莱知道这个人自称王五，显然这是一个化名。应该是担心自己的亲属遭到报复，所以用了这么一个很明显的化名。
而法扎克莱也知道，华人起义的时候，很喜欢用化名。比如明末时候的起义者，很多人用的都是诨号和化名，以及在中国流行很广的那本鼓动“造反”的书里，那一百零八个造反的头目也都有化名。
这不难理解。
既知道了对方名号，法扎克莱也就直入主题。
“王先生，你们起义的目标是什么呢？”
化名王五的人便拿出了起义者的章程，以及那几本英国当年砍国王时候掘土派的小册子。
“我们希望在巴达维亚，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们要变革巴达维亚的土地制度，要取消那些徭役，要民众可以自由地耕种他们想要耕种的作物、将村社的土地打碎分给个人。”
“以及……我们希望效仿贵国的制度，我们听说过贵国的一些制度。”
简单的几句话，让法扎克莱更加确信了这件事的可行。
只此几句话，证明了这里面绝对没有大顺朝廷的力量，大顺朝廷虽然号召所谓的仁政，但却绝不可能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些人里，应该有亲英派。
此时欧洲理想中国的人很多，伏尔泰就是最出名的那个。他去过英国，也知道英国真正什么样，但为了“让法国人觉醒”，把英国和中国都吹上了天。
启蒙者看来，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良心。让人们知道，有一个完美的理想国。
至于真相，看看此时欧洲出版的一些书籍的名目，诸如瑞典的《唐帝国的人民的监察制度》……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天国已经破灭、大航海时代来临，急需一个听说过、现实存在的、绝大多数人没见过、看不见、摸不到、神秘的理想国。
在绝大多数人可以亲身出国体验之前，在讯息依靠纸张传递的时代，这个理想国就可以承载个人的全部思想。
而这里，距离中国太近了。
所以英国，就像是此时欧洲一些人嘴里的中国一样，便成为了一些人听说过、没见过的理想国。
法扎克莱听说过澳门那些皈依者狂热的故事，心想这群人如果真的把英国当做理想国，将来一定会成为公司在东南亚立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