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亦或已经习以为常，都是社会意识。
而社会意识，依托于物质存在。
所以，这种震惊，道理很简单。
因为物质存在方面，很简单的道理：
其一：华北的生态已经崩了。
其二：开垦了两三千年的土地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全面普及早已经没有了村社公地。这里的公地指的是村社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等，过早地完成了土地的排他性产权、或者说过早地完成了“圈地运动”的产权归私问题，使得华北的自耕农只能接受秸秆作为燃料。
英国的圈地运动，解决的就是比如这片小山坡、或者这片小草地，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亦或者是公地体系下的大家都可以来砍柴放牛的矛盾。
这种“做饭烧什么”折射出的社会物质基础，甚至于，并非是华北一地的特色。
历史上，华东苏北的棉种改良问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为租佃制度和奇葩的分成制，使得佃户更愿意种植秸秆多的本地棉，因为苏南地区缺乏燃料，而这些本地棉的秸秆，还是能卖几个钱的，并且苏北棉田的奇葩分成制秸秆归农。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基础就是这样，那么自然就会生出了面对着用原木劈柴生活做饭而震惊的心态。
当然这种物质条件，也并非全都是坏事。
辩证地去看，这是大顺朝廷能够支持开发京西煤矿、徐州煤矿的一个原因，并且成为和井盐等配套进行了蒸汽机升级的契机。
同时，也让这些移民在第一次耕种收获之前，就能感觉到这里的物产丰饶。最起码，实现了做饭烧柴的自由。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历史上，鲁西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很多家庭经常断炊——并不只是没米下锅，甚至真的就是连点能冒烟烧火的东西都没有，有些村子因为盐碱化，已经人均到了一二亩地的地步，靠那点高粱杆是真扛不住。
此时，物质层面的变化，带来了意识上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除了单纯的物质基础之外，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制造的社会意识层面的“移风易俗”。
从大顺鲸海移民开始，刘钰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有意识地培养“公地”意识、村社小共同体意识。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耕地、私地之外，还有公地、需要每隔几年重分的草场等。
一来是为了培养社会意识。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国家的”。全都是“我的”、“你的”，那么也就很难有“我们的”这种意识；而连“我们的”这种意识都无法建立，也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国家的”。
二来是为了重建基层组织力——组织力，需要权力的支撑。
权力，意味着要有经济分配权，否则谁吊你？而经济分配权，就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草场地的每隔几年的重新划分、公地的集体使用、公地资源的不得归私等。
以这里的物质条件，诸如草场地、烧柴林地、集体林地等东西，理论上其实是没必要存在的。
和大顺本土那种，物质条件不允许，根本无法存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是以，这边还是强制增加了一些政策规则，靠政策的主管能动性，强行在物质丰富到有的是草地的地方，强行划分出村社的公地和草场重新分配等权限。
用于培养集体的社会意识、去掉千年私有制入脑导致的“要么是我的、要么是你的”这种认知，让他们明白除了“我的”、“你的”之外，还有种东西叫“大家的”。
草场地迟早会分配不公，迟早会出现亲疏远近，到时候怎么办，那就需要村社的人在斗争中成长——理论上，让媳妇在村长门口，跳着脚骂做泼妇状，那也是一种斗争。
不过这种斗争，就是将来的事了。于现在，新来的移民，并不会想这么多，而是琢磨着怎么尽快把自己的家园搭建起来。
即便是当初闹着要上吊、要抬棺材、最终被儿子们绑在车上推到船上的王成，在经历了物资、最起码燃料物资的极大丰富之后，也是收起了那些怨气，晃悠着和私塾先生一起来到了他们家族将要定居的村落。
说是村落，现在其实啥也没有，只有一处用木头和石头标记出来的中心点。
男丁们要在冬季，完成简单的窝棚搭建，争取明天春播之前，有个住的地方。
王成这回终于相信了，这里的土地的确是多。
或者说，终于相信了，在四季分明、雨水充沛、且气候比较适应的温带地区，真的有这么大片的土地无人开垦。
看着儿子们和其余男丁一起在那砍树、挖坑，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勤恳的自耕农理所当然的举动，要去帮忙。不过很快，就被年轻人给劝回来了。
说是劝也好、说是骂也好，都差不多，大致就是不要来添乱。
比如抬木头，这需要一个双数的人。而且要求配对的人，体力要差不多，否则的话，那就不是帮忙而是添乱，更有甚至甚至可能出事故。
私塾先生倒不至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他也是按照这里的规矩，并未参与这场建设新家园的劳动。毕竟这个村落和他没有关系，垦出来的地，也和他没有关系。
看着在那唠唠叨叨、指挥指挥的王成，私塾先生便道：“老哥，你还是歇歇吧。人家自有农正之类的官员指挥，你又不懂，在这里不过是添乱。”
“这里人各尽其职，男女各有分工，我看你还是歇歇吧，别在这里添乱了。”
“那日我在去你家喝酒，劝你把东西都卖了，你还骂我来着。如今看到这里，也知我当日所言非虚吧？”
“只要肯干，地有的是。地主是当不成的，但你若有猪八戒给人做女婿时候那样的力气，便是自己能垦耕种收三四百亩地，也没人管，甚至巴不得呢。”
王成下意识地骂道：“你才猪八戒呢！”
可骂归骂，也隐约觉得很多想法是要变一变的。
在鲁西的时候，自耕农的梦想是啥？
如果非要说有梦想的话，肯定是将来有机会多买地，混成地主。
这是社会问题，并不是个人的问题。意识、道德、法律等等，都是要维护现有制度的，大顺的制度就是那样的，土地私有加可以兼并，当地主当然是自耕农的梦想。
否则还能是什么？
放着自耕农不当，去当工人？那真是脑子被驴踢了。至少现在，这么想肯定是脑子被驴踢了。
只不过，到了这里一看，即便王成没学过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却也知道，私塾先生说的没错。
在这里，当地主是别想了。
地有的是，没人愿意做佃农的。
况且，这里的土地买卖，也很麻烦，有几分隋唐时候的影子，牵扯到永业、私田、以及畸形变种的还田制等等。这几日跟着“房东”聊了一些，多少知道了一些这里的道理。
是以在这里，至少二三十年内，如果朝廷一直延续这种政策的话，那么当地主是不可能的。
因为地主是和佃户、长短工共生的。没有光芒，就没有阴影，反过来也一样。
只有土地、没有佃户和长短工，也就没有地主。
如今虽还未经历过一次完整的春种秋收，但是看到这里广袤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以及并不是想象中那种“豺狼满地、虎豹横行、冬天撒尿也得用棍敲”的场景。
王成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当然，主要是来都来了，就像生孩子一样，既是生了，也不能塞回去了，那就只能充满希望。
来时将近半年的时间都在海上漂泊，又经历了许多风浪，深知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于是也只好充满希望。
回骂过揶揄他的教书先生，王成忍不住又问道：“兄弟，若朝廷说话算话，这自然是好地方。”
说罢，他伸出苍老且布满老茧的手指，捏了一把土，在手心里使劲儿攥了攥，道：“这土真的好。在这里种地，确实是好地方。可我就觉得这一年，过的像是做梦啊。你说，这么好的地方……怎地朝廷会让我们来？我就是不敢相信这个。”
“理儿在那摆着，官官相护不提，只说皇帝还有三五门穷亲戚呢。这么好的地方，我是真不敢相信朝廷会让我们来。”
私塾先生嘿了一声，无奈道：“老哥，你让我说什么？怎么说？”
“我说道理很简单。”
“朝廷真的觉得，黄河可能要北决。”
“于是朝廷真的想修黄河。”
“朝廷又不想把你们都屠了。于是让你们迁徙到这。”
“这道理很简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可你们就是不信，你让我怎么说？”
私塾先生也很无奈。
大顺固然是封建王朝，但算是不怎么过于操蛋的那种封建王朝。从历史上来讲，1683年前迁界禁海的满清，那就是封建王朝之屑。
问题是大顺并没有干过这么坏的透顶的事，故而大顺这边的人，会认为迁徙黄河河道是件很麻烦的事。
没经历过，所以也就无法理解私塾先生说的“朝廷又不想把你们都屠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然，大顺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很多制度性的压迫，也是根深蒂固。
最简单的大运河问题，保漕不保田、旱季争水济漕、雨季放水淹田保运河的事，大顺年年干。但相对于私塾先生说的可怕的“为了修黄河，直接强制连杀带屠地弄出十几里宽的无人区、迁界修渠”这种事，终究还是超脱了此时大顺自耕农良民的想象范畴。
如今王成按照他所理解的“这么好的事怎么能轮到我们”，来为自己之前的想法找理由，并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大顺的社会平日是什么鸟样，或者说，土地私有制和极端排他性所有权下每个人都是其余人的敌人、其余人都是自己的敌人这种状态下的大顺百姓，很自然地会想到简单的道理：这么好的事，皇帝都还有三五房穷亲戚呢，为啥这等好事会落在自己身上？
而私塾先生的解释，也真的是很无奈：其实，真就是朝廷既想修黄河、又不想把你们屠了。真就这么简单，没那么麻烦。
当然这个屠，不能说是没理由的屠。
真想屠的话，也很简单：就强迫迁徙，不考虑安置。那么肯定会反，反，则就有理由屠。
私塾先生读书不算多，也没经历过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的迁界禁海。
但基本的史书还是看过的。
别说这些小农，就是功勋卓著的士兵、军团，为了省钱，不也是说屠就屠？屠百姓，那不比屠那些立了战功的军队容易的多？
所以他能给出的理由，也真只能是这么直白：朝廷里有人还是讲一点仁义的，不想屠百姓而已。
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直白，以至于王成虽然不想相信，但琢磨了半天，终究还是没法反驳。
“那你说，朝廷说以后就定准了八而税一，前五年免税，且除国课之外再无其余摊派，这事做不做的准？”
对于征税要干什么，王成缺乏基本的认知，比如想到诸如什么养军、修河、筑路之类的合理的事，都得靠税。
但是，长久以来的意识，已经让他对征税这件事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
交皇粮，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为什么要交皇粮？
因为要交皇粮啊，所以要交皇粮。
私塾先生想了想，说道：“这事，我相信。其实，我是盼着这里交皇粮的。倒不是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要说起来，交皇粮未必是件坏事。”
“你得知道，这里交皇粮，意味着这里的学生，就有资格科举、考实学、进国子监、甚至中举人考状元。”
“我怕的就是，这里不交皇粮，朝廷只把这里做羁縻地。亦或者，只是为了迁民有个去处，而不是只能做流民饿死。”
“真要那样……并不是好事。正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出人头地的事，前提就得是朝廷真把这里看成天朝内地。”
“你看我，读过几年书、教的十几年开蒙，也被迁到这里。总归，朝廷还是希望这里的百姓，不忘万里之外，亦要书同文、车同轨、乃至大义隔海而相同。”
“识字，总是好的。即便说将来这里举人名额不多，可我想着，读书识字总不是坏事。”
“我不种地，但我教书，故而一些事，你们未必看得清，我却多少看的明白一些。”
“朝廷让这里行八一税，其意便有复‘周礼、学校’之想。”
“以往各地书院、州县学堂、义学等，何以维系？靠的是学田。”
“学田免税少赋，租佃出去，以租子助学。”
“而如今，朝廷在这里，是要行学校制的。不再允许有免税的学田，而是从皇粮八一税里拨出来办学。”
“这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就算有学田，你会来租佃吗？既是这样，那么就从根上断掉。”
“依我看，这是好事。”
“而且，也足见朝廷并不想将这里做羁縻地，而是欲为直辖郡县地。否则的话……若只是为了迁人过来，我这等人，那便不必来的，来了也是浪费朝廷钱财。”
“若只为迁民而解黄河之困，何必还要征税、办学，甚至连我这种教书的也要占船上位子给送来？”
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视角。
自耕农的视角，和跑到这里继续当教书先生的视角，自是不同的。
私塾先生是秀才，但也就是秀才而已。
范进没中举之前，也是秀才。
大明晚期，顾炎武就感叹生员都大几十万了。到大顺，生员百万亦差不多。
私塾先生这种秀才，在大顺内部很是普遍。
这种普遍，指的是他们并不脱产。
教书开蒙，也是劳动，也不是脱产。
而只要不脱产，那么就不至于变成脑子不好使的人。
脱产，使人魔怔。
劳动，让人清醒。
私塾先生既参与社会劳动，又读过书，多多少少还是能分清“学田助学”和“中央拨款建学校”的区别。
虽然，在大顺，后者一般是“复古派儒生”最爱念叨的：学校、六官、周礼、拨款、十税一等等。
也虽然，王家庄的私塾先生和复古派儒生八竿子打不着。
到相对而言，他还是更喜欢中央征税拨款办学校的“复古”模式，而不喜欢“学田租佃租子助学”的模式。
他既进过学，多少也知道免赋少税的学田，里面有多少弯弯绕。
学田始于北宋，发扬于蒙元。
亦相当于朝廷直接拨生产资料给学校，学校作为地主，收佃户租子，维系学校运转、补助求学学生。
官方支持的学田，所能享受到学田租子福利的，得是秀才级别的。若不进学，官方学田和你基本没啥关系。进学之后，各种补助，多从学田里出。
而现在，在私塾先生看来，朝廷在这边要搞的，更像是要普及学校教育。也即是说，要把收上来税，办开蒙学校，享受这其中福利的，算得上是所有在籍百姓。
这其中的区别，他还是分得清的。
那这算不算好事呢？私塾先生觉得，这当然算是好事。
而这么办，是要有成本的、是要承担百姓不满的——如果科举名额有限，普通人学习有个屁用？为什么要交税办学校？还不如把八一税，改成十五税一，大家才高兴。收钱办学，本来就是要承担不满情绪的。
故而，在私塾先生的视角来看，收钱办学、承担不满，而不是学北宋蒙元直接把问题甩给地方和基层、或者为了图省事直接让县学那生产资料出租收租等，这当然是好事。
这意味着，最起码，朝廷的意思，并不是把这里作为羁縻地。
这对一个读圣贤书、进过学、开办过私塾的读书人而言，意义重大。
固然说，他其实不是很满意这边对他们的态度：你们算是个鸡儿的【读书人】，就是群领工资教书的干活的而已。
秀才在大顺固然一般和酸臭联系在一起，但终究还是有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在等级制里也是受到优待、且有神圣光环的。
在天朝，【读书人】这三个字，是有特殊含义的。
而到了这里，则直接把“读书人”这里面的特殊含义全都打破了：按月领工资的人而已，和纺织的、伐木的、甚至种地的，并无区别。
读书人在这里，并不具备天朝科举制体系下的神圣性。只是一种身份牌、资格证，证明你有资格在学堂领工资。
这种转变，可能对脱产的秀才而言，挺难接受的。
但对于这种不脱产的秀才而言，没啥难以接受的，只是略微有些不舒服，很快就接受了。
总归，大顺将近百万生员，也不都是范进、孔乙己。还是有一些如《儒林外史》最后篇幅里，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这样的干活、且不认为不脱产丢人的儒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