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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零四章 南洋大开发(三)(1 / 1)

商人们被刘钰所描绘的未来熏的如痴如醉,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怀疑。这种不怀疑源于将近二十年的正确正确再正确、胜利胜利再胜利的威信积累。

刘钰说这个是有利可图的,并且一二三四五都讲的清清楚楚,也就解开了这些人内心的诸多犹豫。

他们对投资这件事本身,绝无犹豫,这些年来早已经习惯。

但投资选择能否盈利,就必须要犹豫,这也正常。

有些话,刘钰只需要点到即止。这并不代表这些商人就听不明白话里有话。

后世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时代这些大豪商们的心情——看着自己库房里的白银,发愁。

愁的原因,是他们还是清楚朝廷是怎么回事、也大致清楚朝廷对商人的态度。

他们也担心自己海量的白银,最终沦落为他人作嫁衣裳。

可要说这种愁,又是扭曲的。

既然担心,那把钱捐了或者送了呗,没有钱不就不愁了?然而他们又不肯。

觉得这是用自杀,来保护不被别人杀死。

刘钰的南洋开发计划,算是给他们的白银找到了一个出口。

转化为各种产业,而不是纯粹的白银,这样看起来能安全一点。

产业嘛,不能立刻兑现成白银。

只当是为儿孙准备的遗产就是了,自己辛苦忙一辈子,也知道死后只需三尺宽,还不是为家族儿孙准备的?

刘钰说在天朝做事不可“逆天而行”,他们也明白,意思无非是“要知道朝廷希望你们把钱用在什么地方”。

明明朝廷不想你们疯狂在国内买地制造兼并,却非要疯狂买地,那就是不开眼了。

少不得朝廷就得杀鸡儆猴。

他们和西洋人接触的多,自然羡慕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模式,英国朝廷根本没有一丁点监管权,连总督、军队、法律都是自己制定,自己选拔。

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更羡慕,连账目都不用公开,十七人董事会自己在小屋里就把一切都安排了,荷兰政府也不准查账,连面积比荷兰本土还大的南洋总督人选都得看董事会脸色。

但大顺可不行,他们自是觉得,朝廷可没这么“讲道理”。

而且他们觉得,刘钰可不是刚在澳门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莫须有”吗?朝廷真要找事,不存在没有道理,总能找出理由的。

现如今既是朝廷有意让他们把钱不要往国内土地上投,而是鼓励往南洋投,这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却还不知深浅非要捂着钱趁着灾难囤地,那纯粹就是嫌自己家钱多了。

好在这些年众人倒是达成了个共识,跟着兴国公,肯定有肉吃。人家赚还是赔,都是提前讲清楚。

现在既说这南洋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当在百分之十几,又讲清楚了几种大种植园产物的销售前景,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在他们已经不犹豫后,刘钰最后一番“拔高”的话,又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神圣”性,叫他们更加放心。

“自汉武以来,历朝历代,除蒙元之外,未有对商贾工商如此宽纵的。蒙元那是没本事,治国理政需得技术,他们不会,只得粗放。本朝可非是不能也,是不为也。”

“为何?”

“武皇开边意未已。”

“天朝允执厥中,无非东南西北。”

“武皇有开边之意,却又忧户口减半穷兵黩武之议。是以,当从西洋人那择其善者而学之。”

“西北西南,你们肯定是不肯出钱的。那就只能调动朝廷的财政力量。”

“鲸海南洋,却有利可图。朝廷财政就不必出钱,允你们取利。”

“此正国家之大略。你们日后亦有拓土攘夷之从功。”

“总之就是,不赚钱却不得不花钱的地方,比如治水、赈灾、开边、西域等,朝廷出钱。”

“赚钱还能顺便开拓的地方,你们出钱。”

“赚钱,但是会危及社稷安稳的……你们最好别往那投钱。你们要真是不服气,想试试说我就投了,能怎么样,那也可以试试。对吧?”

“为啥非要成立公司,为啥非要让你们几个占住风口?一句话以蔽之,好管。”

“几十万士绅,朝廷肯定没法查他们侵田夺地、明察秋毫。”

“百十个、最多几百个豪商,孩儿军还是盯的过来的。你们说,是吧?”

“其实这也算是在培养一批财阀……”

一众商人毫不在意刘钰说的最后几句话,这是基本事实,他们不用感叹。而是对刘钰给他们加上了一个“拓土攘夷之从功”的名声,这就非常值得感叹了。

这便叫名利双收。

如果这真是国家大略的话,至少在皇帝死去之前,貌似不用担心太多。

至于以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天底下,除了曲阜孔家,哪有二百年不倒之大族?

“国公且放心,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我们这般做到百十万身家的,亦算是商贾中的‘进士’了。该有的脑子还是有的。”

“我们也想了,真要是‘逆天而行’,指不定哪天财产就被助捐了。如今既是能赚钱,又可为武皇开边尽一份绵薄之力,如何不肯?我们也是识抬举的人呐。”

刘钰笑道:“如此最好。也省却许多麻烦。朝廷也是讲道理的,只是不讲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那种道理。总之,让钱动起来,你的钱才安全。”

“我带你们来南洋,这也正是皇上的意思。陛下要幸松江府,接驾之事你说你们是不是得出钱?便是就算陛下非是那种铺张之人,官员也不摊派,你们说你们自己出不出?”

“陛下的意思,便是那扬州盐商的钱,赚的是百姓的。这松江府的商人们,赚的是倭国的、西夷的。其中之别,是要分清楚的。既如此嘛,有那接驾的钱,倒不如多迁一些百姓往南洋。”

“所谓,救急不救穷。这捐几个钱、蠲免、救济,是为救急;而使之迁南洋,是为救穷。”

商人们闻此一说,赶紧流程性地冲着北边流涕感激口呼万岁。

走完了流程,商人们心里也算是踏实了。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和两淮的盐商尿不到一个壶里,朝廷对他们和两淮盐商也是区别对待的。

历史上盐商肯定是富得流油的。原本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六十年时间,根据约算统计,两淮盐商的纯利润,包括盐场场商和运商加在一起,最高估计有5亿两,最低估计也有2.2亿两。平均下来,一年六七百万两白银的纯利润是有的。

按照估算,年运行成本大约是1600万两白银左右,最低估计的利润回报率,也在年均40%左右。

大顺的人口增长更多一些,盐商的收益只高不低。

这种属于官方的消费税的行业,肯定和官府关系密切,一般人也没机会干这个。大顺吸取了前朝藩王的教训,对盐引问题管的还比较严,使得盐商赚的也确实更多。

但赚得多,而且这种钱属于是朝廷让你赚的,这就必然导致盐商需要经常性地“报效国家”。

自愿的、非自愿的、自觉不得不自愿的……总归,每年百十万两银子是得出的。

若是赶上了灾年、修水利之类,出的更多。

这是没得商量的事。

松江府的这些商人,相对两淮盐商来说,属于暴发户。是近些年忽然冒起来的。

之前当然也有对外贸易,但之前没有形成这种垄断式的规模。再加上奥斯坦德事件之后,包括荷兰在内才大规模在岸上开办商馆、发展直航贸易。

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

而刚开始兴起,就被刘钰用股份制的形式,来了场快速的大鱼吃小鱼,基本完成了对外贸易的“非行政授权的”、经过“充分自由竞争”的垄断。

很多跟着刘钰起家的商贾,现在身价百万有余,可二十年前也就是个几万、十几万两的身家。

他们崛起的太快、太突然,刘钰又一直在朝中撮合,使得朝廷从一开始就尝试转变一下思路。

并没有采取薅羊毛的方式,皇帝也允许让刘钰尝试引导这些暴发户们将用于拓边。

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刘钰鼓捣这些年,基本上这些外贸商人,也最终会盐商化。

或是成为朝廷的金库,或者每年需要按时报效国家。

现在刘钰把盐商搬出来作为比较,又拿皇帝南巡问题说事,只是希望商人们的脑子清醒一点。

反正朝廷是要下南洋的。

朝廷没钱,你们有钱。

你们要是不下南洋,朝廷非要下南洋,朝廷又缺钱,但是朝廷有枪。

刘钰也是在吓唬他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开拓本身就是违背了大顺的历史惯性和常识的。

面对西洋各国,采取坐地收钱的十三行模式,才是朝廷惯性下最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控制手段。

刘钰希望这些商人能够明白,走到今天这一步来之不易,不想当整天被朝廷薅羊毛的盐商,那就做点让朝廷感觉你们还有用的事。

皇帝不喜欢钱,对钱没有兴趣。只是皇帝要干的许多事,需要钱来推动。这些商人要搞清楚,如果能用钱把皇帝想干的事干了,皇帝也未必非要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把钱收到内帑和府库里,然后再花出去。

想保持这种盈利比盐商有之过而无不及、但是朝廷并没有像对待盐商那样对待松江府新兴阶层的状态,就必须办一些事。

开发南洋这件事,算是新兴阶层和皇帝之间的一种不可明说的君子协定:不劳陛下脱裤子放屁把钱收到内帑府库再发下来办事,我们会“自觉”地办成陛下想办的事,而且效率更高。

皇帝允许他们在其南巡的时候去南洋,就是皇帝的表态。

而松江府大营的两万野战部队驻军、商人完全不能插手的威海卫天津卫舰队,就是此协定的监督人。

当然,此君子协定的最终解释权,归皇帝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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