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扎克莱进入澳门的时候，正赶上大顺这边的官员前来清查人口，造册定籍，以确保对天主教徒的管辖。
日后，除了贸易，华人基督徒许进不许出。
要么，退出天主教。
要么，去澳门。
这是大顺除了诸如威海军港附近外，唯一一处允许天主教堂开放的地方。
传教士的手都不干净，禁教之后也会陪人悄悄前往内地传教，发展秘密教徒。
这一点日本有经验，偷偷潜入日本传教的传教士层出不穷，光是日本传教者，被幕府火刑后，被教会封圣的都得有一个连队了。
伴随着日本战败朝贡，在禁教问题上也向大顺提出了意见，要严防本土传教士。
清查人口，控制澳门的华人，严防他们离开澳门去传教。西洋面孔在内地很容易被怀疑，很难展开传教活动，而本地的天主教华人就难防范。
大顺官员前来，澳门这边教堂鸣钟、叩拜官员，一切都是按照中式的礼仪。
这一点，法扎克莱已经见惯不惊了。
二十多年前，澳门就因为跪还是不跪的问题，发生过一次冲突。当时大顺的地方官来要租金，顺带索贿。
澳门评议会的全部人员，按照“下属拜见上官”的态度，跪拜了官员，最终省下了1000两银子的特殊租金。
新来的第三十三任总督马玉，大为不解，怒斥这群人没有骨头，为了区区1000两银子就下跪。基督徒只跪上帝，不跪异教徒。况且，国家的尊严呢？
但评议会那群人心想老子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传教的。巴西发现了金矿，葡萄牙王室现在肥的一批，但一分钱也不给澳门，还得让澳门养着派来的总督和士兵，老子倒是不想跪，问题是这1000两银子你给吗？
于是就跟马玉说：总督先生说的太有道理了，那么，这1000两银子你出吧。然后……
澳门不花葡萄牙王室的钱，这个总督理论上根本没权。
从果阿空降过来，只是个兵头而已。而且，兵花的钱，也是澳门评议会出的，总督就是个屁。
大顺开关贸易，澳门无法垄断贸易了，地位一落千丈，本就艰难。再说了，这跪一下，能省1000两银子，要是不跪，当地县令就能让你放出一万两银子的血。
历史上，1747年，第四十四任总督梅内泽斯，就给评议会写信，控诉澳门这边的海关挂的是满清的旗，应该抱有不惜流血、与尊严共存亡的觉悟，砍掉满清的旗，挂上葡萄牙的国旗，宣示主权，展现国家尊严。但评议会对此呵呵一笑，直接给果阿那边去信，让这个“爱国者”赶紧滚蛋。
在下跪事件的四年前，第三十任总督戴冰玉，想要多点军饷，评议会不发。戴冰玉觉得这事儿简单，我再组织一个评议会，宣布前一个评议会不合法不就是了？
于是趁着旧评议会开会的时机，带兵往评议会大厅扔了两枚手雷，当场炸死俩议员。随后让军队带着大炮，包围了评议会，拿枪摁着评议会议员的头，要求他们承认他们自己是非法议会。
这事儿也不怪戴冰玉鲁莽，主要是上行下效。
葡萄牙国王佩德罗二世是政变上台的，废兄娶嫂，一看就有雄主潜质。
果然，上台后运气也好，巴西发现了金矿，更是直接摁着贵族议会的头改了继承法，宣布自己和嫂子的孩子有无可争议的继承权。
上面如此，下面自是有学有样。但问题是戴冰玉只学了个皮毛，佩德罗二世敢摁着议会的头，因为佩德罗二世有巴西的黄金，不用看贵族的脸色。
可是戴冰玉只是个兵头，没有巴西的黄金支撑他的腰板，果阿总督区只能妥协，把他调走。
这件事之后，实际上澳门也就出现了两个评议会。
一个是向着“中央”的、一个是向着“地方”的。
而澳门实际上是“三权”的，军权、政权、以及教权。
三足鼎立，当年出事的时候，教权和政权站在了一边，军权有果阿总督区撑腰。
但此时此刻，情况再度发生了变化。
大顺开始禁教了。
就从澳门评议会这群人跪拜大顺官员这件事，就能看出，评议会的这群人根本不想招惹大顺，只想着贸易、赚钱，至于是否禁教，他们根本不在乎，只要别收回澳门就行。
当年眼睛没看清，站错了队，差点澳门就没了。现在眼睛但凡不瞎，也知道该站哪边。
这就导致澳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出现了逆转。
政权作为地方势力，想抱大顺的大腿，只要大顺保证澳门现有的状态、自治地位，一切好说。
驱赶澳门籍的人回澳门、不准在外逗留防止传教？好说，接受；拆除华人出钱盖在澳门法理租地外的教堂？没问题，支持；禁止买卖华人奴隶、尤其禁止强迫华人奴隶信教？可以，释放；保甲制监督澳门的华人基督徒？服从，配合。
教会心说当年戴冰玉带着大炮围攻议会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带着圣象去逼戴冰玉下跪，你们早没了。
现在居然不念旧情？果然商人无情，婊子无义，当即决定和总督这边搞好关系，希望借助军方的力量，平衡评议会的势力。
当年利玛窦来到澳门，感慨道：“这里做买卖、卖粮食的华人，已经有一些皈依了基督。这些人远离了异教的黑暗，触摸到了主的光明。”
而现在，大顺居然开始全面禁教，这让此时的澳门法王不得不感叹。
【上帝居然允许异教徒的迫害延伸到了这里。几位中国官员奉节度使的命令，要求禁止为华人奴隶受洗。毫无疑问，议事会的成员没有看到这道命令的恶毒、对信仰的亵渎，他们居然接受了这样的命令。】
伴随着大顺对外贸易的发展、荷兰等国直接在松江漳州广州等地岸上交易的稳固，澳门的经济地位可谓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原本明朝有段时间，只有此处一地可以对外贸易，自然繁荣。但这畸形的繁荣逐渐被打破。
论海上力量，贸易能力，争不过荷兰。葡萄牙这时候的对华贸易能力，只能说，比法国强点有限。
论商品销售，葡萄牙当年为了从西班牙那独立，和英国签了《梅休因条约》，对英国毛呢纺织品减少一半的关税，对其余的英国商品也减免关税，葡萄牙自己的手工业已经被英国货冲击的完犊子了。
倒是英法世仇，英国人为了喝酒，减免了葡萄牙的葡萄酒税，葡萄牙如今连粮食都不够吃，很多地都改种葡萄了——英国人心说，我的纺织业打不过印度、中国，还搞不过你葡萄牙？反正我自己也不产葡萄酒，买你的总好过买法国佬的。
澳门的唯一中转港地位一失去，澳门的支柱产业，这几年肉眼可见地朝着一种奇葩的方向奔去。
那就是奴隶贸易，或者说人口买卖。
澳门本地就有大量的畸形人口，比如天主教徒，是一夫一妻的，不准纳妾。
但是，我不给彩礼，那不就不是纳妾了吗？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契约女佣”，不一次性给钱，而是包月，按月算钱，而起天主教也没说不让找女佣，于是这种畸形的“契约女佣”，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贸易”。
除了女佣，还有大量的“童子”，也就是华人奴隶，一般都是买来的小孩，作为奴隶，供主家使用。除了澳门本地用，因为华人小孩比较伶俐，顺从性强，所以还大量“出口”。澳门的华人“童、奴”，很受欢迎。
以及，还有两家“招工公司”，从澳门这里，贩卖人口去东南亚、南亚的种植园、糖厂做奴工。实际上就是奴隶贸易，东南亚那边比较喜欢华人奴工。
这和福建的一些去巴达维亚贸易的船主差不多。
荷兰人垄断着巴达维亚的一些贸易品，以及荷兰开始直接在广东松江贸易，导致中转贸易无甚可卖。
很多船主就开始骗人去南洋，卖给当地做奴工，以此确保去的时候不空船、回来的时候买点锡块送去苏州府那边做给死人用的锡纸，以此维系生意。
大顺奉行允许西洋人上岸贸易的政策，实际上为整个亚洲的贸易格局带来的极大的改变。
可以说，澳门朝着奴隶贸易转型、巴达维亚的华人奴工激增等，都是大顺允许西洋人上岸贸易带来的变化——想当年大明闭关的时候，巴达维亚对去的每一艘华人的船，都客客气气，给钱送礼、临走的时候还送呢绒布、总督请客吃饭，希望下次再来。
船主们那时候虽然不太喜欢去巴达维亚，更喜欢去物价高的马尼拉，但也没有琢磨着“卖”人的。就算巴达维亚赚的再少，那也比卖人赚钱啊，再说这玩意儿也折阳寿。
但一旦更高利润的行业不行了，那么追逐利润、还是严守道德底限，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
比如如今澳门的评议会很支持大顺的“驱赶天主教徒来澳门”的计划。
大量的人口，为了信仰，来到澳门这个能触摸到“主的光明”之地。
可是澳门也没有这么多工作岗位，伴随着大顺的开关政策，澳门出口垄断地位已经消失，繁荣不再。
人总得吃饭，这么多的人口，那岂不都是潜在的“契约女佣”、“童、奴阿弟”、“给你介绍个南洋挖金子的好工作”的人口？
做好了，如何不换个几十万两银子？
这也必然和教会发生冲突，毕竟，怎么说，教会这边也能有几个真有信仰的，可能会照看一下这些“逃避异教徒迫害”的教友。
教会这边有几个上纲上线的，不认可奴隶、女佣、童、奴等事；而议事会很多人就指望这个赚钱呢。
教会希望不要屈服于大顺的压力，顶住压力维系传教；评议会则根本不想招惹大顺朝廷。
教会希望给新来的教友一些福利；评议会的人反问钱从哪出？
如此一来，评议会算是直接和教会决裂了。
今天让教堂敲钟欢迎大顺官员、评议会以下属之礼拜见上官的态度，既是做给大顺看的，也是做给教会看的。
至于为什么能让教堂敲钟，原因也很简单。
钱。
教堂的钱，是评议会拨款，甚至包括主教一年280两的年薪，也是评议会出的。
甚至，教堂的敲钟人，也是评议会发工资的。如今澳门内卷的厉害，涌入了这么多的华人基督徒。
你不敲钟，自有人替你。敲钟不是好活，可也比去“给你介绍个去南洋挖金子发大财的好活”强吧？
教会虽然靠拢了军方的总督，但大顺在澳门周边有海军基地、也有陆战队驻军。
而大顺官方，是不承认澳门有“总督”的，只承认澳门有“夷人商会会长”，天朝之内的总督，只能是天子任命，而朝廷官员不记得天子曾任命过澳门总督。
再者，广东节度使和防御使，对“总督”这个称呼也相当敏感——七皇子是总督海军戎政，算是大顺这边名正言顺的总督，你一归香山县下辖的地方，也敢叫总督？我们节度使、防御使的面子不要的吗？再说你一县级下属单位称总督，这也逾制啊，照这个比例，县级下属单位称总督，那节度使不得称天皇？
评议会如今腰板硬的很，一脚踢开了当年和他们结盟、帮过他们的教会，坚定地站在了澳门本地人的利益这一边。
给大顺官方的公文上，直接将总督，翻译成了“都头”，连如今总督的名字都翻译的很中式——高甸玉、高都头。
法扎克莱几乎是目睹了这一切闹剧和混乱的全程，心里也明白为什么巴达维亚的华人起义者会选择在澳门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