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先是写熙河，不是怎样经营，而是为了马。
保马法让老百姓养的那个马能上战场吗？
但得到熙河则不同，可以利用王韶那个市易之策，鼓励蕃人养马。可朝廷千万莫要插手，汉人主管，蕃人养马，必会产生纠纷。不过可以激励他们养马，虽然马的繁殖能力不及牛羊，不过它的价格高昂，养马比养牛羊还是划算的。然后官员再用蕃人紧缺的物资与之交换，熙河便可以成为重要的养马基地。
其次是兵，因为得到了熙河，等于无形中得到许多牧场，朝廷可以抽调一些禁兵前往轮戍，但轮戍的时间必须要长，专门将他们培养成真正的骑兵，而非是现在花架子的禁骑兵。
在这里王巨又提到了一件事，宋朝最大的敌人还是北方。
然而河北河东承平时久，当然这是好事，可不利的就是军民不习战斗。
不但河东河北百姓渐渐不习战斗，禁兵战斗力同样变得很差，包括王韶开边，用的多是沿边弓箭手与蕃兵，并没有用多少禁兵。
一旦北方有警，又会象安史之乱那样，因为中原百姓不习战斗，唐朝羽林军堕落，而精锐的唐军则在青海与西域，于是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调来，还是打不过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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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是宋朝都城就在开封，连一个回旋余地都没有。
所以必须及时不停地培养一支精锐禁骑兵。
可能王巨现在说，大伙儿还是不放在心上，但不久契丹看到宋朝大灾。又被熙河拖了腿。于是又来敲竹杠子了。
因此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不是没道理的。再看宋朝，辽国大旱，宋真宗刻意让燕云地区的灾民到宋朝来就食，盛情款待，灾后又派专人将这些灾民护送回去。
不过辽国还算好的了。
甲午战争后，光绪三十二年，听到倭国有灾害。大清立即出十万助赈倭国灾。光绪三十三年，也是中国的灾荒年，自己国家的百姓都吃不饱了，倭国以水灾来告，输江、皖、浙、鄂诸省米粮六十万石济之。
这是何等的国际情怀。
倭国难关熬过去了，然后回报的是几千万条中国的人命……
然后还继续之。
而这次敲诈终于使是史上北宋与辽国彻底走向灭亡。
王巨在努力地扭转着宋朝的命亡，甚至他还做了两手打算。不过这次敲诈正好是一次让大伙能听得进去的机会。
如果禁兵再强大一点，河北河东有一支真正能派上战场的边军，即便金人南下，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只要能拖住。金国又得到了辽国，那么堕落起来更快。就没有危害了。
这是第一件事，从马讲到了兵。
第二件事是关于交趾的。
去年四月，知邕州萧注看到王韶因为河湟建功，获得高官，十分羡慕，于是上书说，交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久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正好交趾与占城作战，被占城击败，因此赵顼将萧注召到京城询问。
毕竟在宋代以前，汉人的传统势力一直是东到玉门关，北到长城，包括灵川平原，象秦朝已经正式统治管理南北河套地区了。东北则到平壤，辽南。南面就是交趾。余下的实力大的时候能达到了伊郎伊拉克，北面则到达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不过那只能算是羁縻，不能算是直接治理。因此在宋朝人眼中，交趾甚至比大理更应当收回来。
赵顼问具体的攻取之策，萧注又答不上。然后担任广南西路度支判官的沈起又上书，言南交小丑，无不可取之理。乃以沈起知桂州，若本路有边事，止申经略司专委处置及具以闻。
王巨在泉州，当然不知道这件事了，即便他有大手指，也不可能一一记清楚所有事情的，就是记得了，因为他的出现带来的改变，有的历史也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他一直呆在地方，若是进入两府，带来的变动会更大，直到面目皆非为止。当然，要的就是面目皆非。
不过这次大旱灾他是知道的，并且知道还要持续到明年，连同江浙都波及到了。
王巨可以默作王安石掉到泥坑里，但不能默视那么多百姓被活活饿死，因此提前做了一些准备。
尽管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能救多少就是多少吧。
在去年就开始于岭南备买粮食，然后用商货到交趾兑换稻米。
熙宁三年王巨将几个门客一起派出去，暗中做了一些事。其中黄良与吕何让去的便是岭南，公开的任务是教导百姓种植甘蔗，总结甘蔗增加产量与甜度的技术，主持蔗糖生产。除了这个任务外，还有两个暗中任务，一是打听海外情报，二是打听交趾的情报。
熙宁四年，王巨庆州大捷，那时他反而感到不妙，不要说他了，从狄青到张亢，再到王韶，一个个立了大功后，可能短时间内能升官，但不久个个被雪藏了。
蔡挺不过混了一个枢密副使，章楶不过混了一个知枢密院事，然后便去世了，否则不久也会遭到王韶那样的下场。
所以王巨更将视线放到了南方。
然后他用信通知黄吕二人，于琼州岛南部朱崖军出资建设一个港口。
实际这里也有一个小港口，供小型商船与渔船停泊的。就在这个港口基础上进行扩建。
哪里现在也是天高皇帝远，出一些钱贿赂一下，再加上王巨还略有一些威名，当地的官员也不敢阻拦。
于是这个港口成了一个中转站。
未来这个港口还有大用途，但这个王巨就未对任何人泄露了。
黄吕二人从广州出，冒充普通商人进入交趾。打探敌人情报嘛。最好自己能看一看。
一边与交趾人换粮食。一边注意交趾的情况。
这时交趾反过来真以为他们是普通商人，派人过来向他们打探口气。结果两人装傻卖愣，交趾探子什么消息未得到，反而让他们套了一些消息到手。
也就是交趾听到萧沈二人的话后，感到很愤怒，太藐视我们大越了！
王巨说的就是这件事，对错他没有评价，如果将交趾继续当成暂时割裂出去的领土。宋朝打算收回来，也没有做错。如果将交趾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国家，就略有些争议。毕竟宋朝只是说，并没有真正动手。
王巨便在奏折上禀报此事，说交趾可能会先制人。
这不是黄吕打听来的，而是王巨自己编造的，也不能算是编造吧，交趾确实很快就要先制人了。
所以建议邕州立即兴修城防，加强警戒，训练土兵。以备不测。
别要经营交趾了，先将自家的事顾好。
看到这里。赵顼茫然，难道交趾也敢入侵宋朝。那可不是，虽然宋朝大，但在南方兵力一直很少，连侬智高都想做大南天国皇帝，况且交趾。
而且宋朝买安的措施，无疑也鼓励着交趾野心膨胀。
第三条则是在王巨组织下，将从广州与泉州出两百余艘海船，装载着三百余万石稻米，麦子与豆粟，少量腌制猪肉羊肉，刚刚因功回京担任知制诰并且领手军器监的章惇看到这一条时，不由说了一句：“真奢侈啊。”
可能后人对于中国古代航海产生了一些误解。
最好的航海时代，大家多认为是明朝，那是错误的，航海从唐朝就开始，不过唐朝禁止百姓出海，真正参与航海的海商并不多。从是大食人与波斯人。但因为文明先进，虽然唐初唐朝的海船不及大食船与南海船，不过后来居上，渐渐泉州船舶成了最先进的海船，许多大食商人订购了唐船，用之航海行商。
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无疑海船技术达到了巅峰，但那是官方行为，是送银子的。结果郑和下了七次西洋后，使得明朝经济负担沉重，让一些大臣们气愤之下，将郑和宝船图纸烧掉，随后禁海。这一禁，导致倭寇产生了。
因此最好的航海时代是宋朝，虽然不如郑和那样的规模，但造福了国家造福了百姓。虽然单次规模不如郑和船队，可总规模却不知是明朝的多少倍。后来南海打捞的古代沉船也能证明，百分之七十，乃是来自宋朝的沉船，而非是明朝的沉船。
第二便是与蒸汽船舶的比较，未必帆船就会很慢，如果洋流与季风利于航行，实际帆船也是很快的，时最高能达到二十多节，都要胜过了后世的先进商船船。因此有商人说从杭州到倭国若是顺风顺水，快的话三天便可到达倭国，不足两千海里，只要保持二十几节度，完全可以在三天内抵达。
但它有着很大的拘束性，那便要借助季风，一旦逆风，只好傻眼了。
所以那怕去倭国，来回顺利只要十天时间，也只能一年一次航行，到大食则要一年半时间。
航次跟不上来，必然让更先进的蒸汽船舶代替。
除非用桨橹载人的轻便船只，但航海是载货的，而非是载人赚钱。一艘载满货物的海船，得用多少水手划着桨橹才能逆风行驶？
第三便是航海对宋朝的经济贡献，如果从账面上看是微乎其微，北宋市舶司的税收有时连一百万贯都没有，南宋时也不过一百多万贯到三百万贯之间浮动。
所以著名诗人范成大曾建议，蕃人不可缺少中国之货（瓷器、丝绸、茶叶），可中国不需要蕃人之货（玻璃、香料、珠玉），而收入又不高，百姓又有风险，因此建议关闭明州等市舶司。
古代文人嘛，哪里懂。
可后人又为什么说南宋的航海占据了南宋的六分之一经济？
这个经济不是直接归于市舶司，而是指间接的拉动，这些瓷器丝绸茶叶得种出来。生产出来。就会养活很多人。就会为南宋提供很多税赋。
另外就是市舶司力量有限，多数货船未进港口，便用小船卸走货物走私漏税了，如在北宋就看到许多大海商家产动辄几百万贯，甚至上千万贯，富可敌国。以宋朝海关的税率十抽一，又有那么多海商，这么抽下来。得有多少关税？
还有，范成大忽视了一个隐形的收入，那便是内库对香料的专营，海商运来珠宝、玳瑁、犀角、象牙、珊瑚、玛瑙、香料，都由市舶司统一收购，价格还可以，不然就会将海商吓跑掉了，然后交给内库去销售，其利润十分惊人，北宋末年。仅是此项就为宋朝带来一千多万贯收入，只是在内库。与三司无关。南宋初，几乎一半军费就是从海商身上挤出来的。但这笔收入，是在市舶司账面上看不到的。
所以海船到了港口，市舶司一般要摆阅货宴，招待船上每一个人，包括水手在内，一是鼓励他们主动交税抽解，二是替国家带来了收入。
而且鼓励百姓将外国商船带到港口，如果带来的货船卸货总值过五十万贯，奖励其九品官职。如果市舶司的官员招商有方，每给国家带来十万贯的收入，升官一级。
如果市舶司的官员不按规订多抽税或乱统购，将海商吓跑掉了，则罚银一百贯，降级二等。
还有许多规订，如宋朝百姓经营航海，船太贵了，于是许多百姓合伙造船，或者合伙租船，市舶司主动将他们登记在册，一是防止他们为利在海外相互残杀，二是规避经济纠纷。
其实归根到底，看重的就是这个钱。但对海外有什么，大家却是很不关心的。
然而王巨到了泉州后，却将这个航海迅推向了巅峰。
市舶司的账面上收入不停地翻番，仅是去年一年，就达到了九十多万贯。这是账面，至于内库因为香料珠玉玳瑁珊瑚所获得的盈利，更是无法想像。不仅是泉州，在他的带动下，包括杭州与广州的关税同时也在激增。特别是杭州，同样翻了一倍多，谁让章楶是王巨的好朋友呢。
不但市舶司的抽解激增，这是买回来的，还有卖出去的，这些进出港口前后，还要6续地征税，由是带动着商税收益也在迅增长。
但中间也出现了新的纠纷，那便是百姓的迁徙。
在王巨推动下，航海的人多了，规模大了，得有海外基地，因此王巨鼓励百姓迁徙到海外。这些海商出的条件也不错，当然，搭船需要船费的，以户计算，一户人家一百贯钱，十年偿还，但到了海外如果做工，保障每年有一百贯以上的收入，若是种地，则给一顷耕地，十年内免征任何税赋，若是放牧，同样会拨出大量牧场，并且还会贷款贷粮贷牲畜给百姓，利息是年息一分。
可最最让百姓动心的是，除了这些免十年赋税的地与牧场，或者是高薪收入，以及风险赔偿金外，同时还有一个承诺，如果去了当地后，一年内不满意者，可以让百姓回来，并且不收任何船费与吃喝费用。若出意外，照样赔偿。
但定居三年后，想回来探亲，一来一回则必须交一百贯钱，毕竟这时候海船成本高，路上还要付其吃喝。上了船，又在大海上，什么都贵。
而且这些条件在登船前，可以先去官府双方写下契约。
也就是对岸确实条件很好，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条件。
这个便让朝中诸大佬好奇了，赵顼写诏书询问，王巨答复是海外有许多无主之地，面积之广，难以想像。之所以海商这么做，是一旦百姓迁徙多了，朝廷要不要派人管理，海商们不敢预料，真派人管理，那只能交给朝廷。所以只承诺免掉十年赋税。
管理到海外？
大家一起冒冷汗了，就算朝廷有这个心，那个官员愿意去啊？那还不如去岭南做官呢。
于是赵顼又回了一封诏令，若此，请吩咐那些商贾善待百姓。而且海上风险，不可不防。
王巨也回了一奏，说请放心，虽然海上有风险，不过海商皆在摸索各条航线。尽量地避开飓风时季。同时也在改进海船技术。实际出事率未必比长江之船高。
而且在王巨戒劝下，海商也与迁徙百姓签订了协议，若是出了事故，每户人家可向留守在内地的亲人亲戚赔偿一百贯。又规订到了当地安定下来，立即让他们写信，再由海船带回国。而且王巨又戒告百姓，各自在迁徙前与亲属暗中说好了，在信上做一个记号。以防海商出事后派人假冒亲人写信回来。
还有另一个灵活的规订，海商带回来的香料珠玉，若是走私那没有办法，如果不走私进入港口，则必由内库榷买过去。
内库不是支付铜币的，而是多以丝绸瓷器茶叶等物资，或金银与海商兑换。
因此百姓如果在海外有所收获，则在内库支付香料的丝绸金银时，海商从中抽出一部分放给其家属亲人。
为何海商以户计算，只要是一户人家。无论是一人还是十人，都是支付一百贯船票费。
这是有意鼓励全家迁徙。
但终是海外。除了那些真正活下不去的百姓，余下百姓那个愿意一家老小全部去海外？
因此多数人有家人与家属呆在内地。
然后到了第二年，真的有许多百姓写信回来了，并且有的人开始有大量收获，海商们也没有侵吞其所得，一一用内库支付的丝帛与金银，派人送到其家属手中。
不过也侥幸实施了邮驿改革，使得普通百姓得以通信，而且一开始实施主要是为了木棉司的，福建路实施的情况最好，否则各户百姓也很难以联系。
王巨在奏折后面还附带了递上一些从民间搜集回来的家书，用它们来做证明，百姓虽去了海外，但确实过得不错，甚至比木棉司徙民的待遇还好上数倍。
不过这时争议开始。
这样一推动，无疑很多贫困的百姓，纷纷逃向海外。
一是影响了木棉司的迁民，二是影响了当地的寺院与豪强租佃，有些人上书弹劾王巨。
王巨又回了一封奏章。
他先说了人口密度，象环庆二州包括蕃人在内，不会过六万户，然而仅是建州、福州与泉州户数就达到了六十多万户，其密度几乎相当于环庆二州的七到八倍！
不仅这三州，包括整个福建路、两浙路与江南西路，人口太过稠密，因此百姓无法养活更多的子女，导致许多父母将自己的亲生子女活活溺死，也包括章惇差一点就被他父母溺死了，章家在当地还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但这一条王巨就没有说了，毕竟得给章惇一点面子。并且现在这种情况蔓延到了黄州、鄂州。
大地有限，百姓繁衍无限，难道陛下你愿意这种惨忍的情况继续生并扩大吗？
其实就是迁徙一些百姓离开福建路，福建路人口密度也太大了，就打算抽掉一半，只要其父亲不再活活溺死自己子女，要不了三十年，又会恢复过来。
但怎么可能抽掉一半，那得多少户人家哪？得用多少海船来装载，得用多少人去安置哪，海商们有这个本领么？
之所以豪强寺院们反对，是因为人口密度越大，地皮越紧张，他们拥有的地就会升值。而地少人多，给予佃农的待遇便会很差，那么他们获利就会更多。至于百姓溺死自己子女，管他们屁事。
然而经过这两个方向的迁徙，会出现一个局面，人口密度下降了，对耕地渴望也减轻了，耕地价值也会下降，那么兼并情况就会逐步减少。因为百姓数量减少，但这些大地主大和尚们不可能亲自耕种的，为了能雇佣百姓，只好渐渐改善其待遇，以便留下佃农。难道这不是陛下你渴望的吗？
其实以前王巨就对赵顼说过。
宋朝最大的危机，是积贫积弱，还有一个更大的隐形危机，那就是人口在猛烈膨胀，仅是户册统计便有一千四百多万户，隐户逃户流户与蕃户还不计入其中。
这才是导致耕地疯狂兼并的最根本原因。
象宋初，地价贱得怕人，投资土地回报率低，那么会有多少人花大代价，或者抹着良心使出各种手段去兼并？
如果这样继续展下去，一旦宋朝户数再翻一番，不用外族入侵，宋朝也完蛋了。因为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这个很快的，如果没有其他意外，顶多七八十年，宋朝的人口就能翻上一倍。
而且当地豪强的反对，早在木棉司就开始了，因此章惇还刻意与王巨商讨，这才推出邮驿改革。
王巨又刻意重新提醒一下，不错，当地豪强是反对之，海上虽然不象百姓所传言的那样可怕，但确实也有风险，即便王巨在泉州这段时间，就听到好几艘海船出了事故。可总比让百姓将自己子女活活溺死得强吧。
不管怎么说，百姓这种自我的计划生育，确实太惨忍了。
并且章惇以前为了木棉司，还刻意做了一次调查，福建路十户人家就有五户人家这么干过，这时代除了在妇女安全期上做文章外，几乎没有什么科学的避孕措施了，就是安全期也未必安全，动不动就怀孕了。所以这惨忍的事儿想少都少不了。
因此章惇说，尽管迁徙到南方，出现了一些死亡，总比这个死亡率少得多吧，难道这些婴儿就不是人命？
赵顼还说什么。
但在王巨鼓动下，迁徙百姓的数量十分惊人，几乎有两万多户百姓从户册上消失，甚至波及到两浙西路。这只是公开的户数，还有大量的隐户逃户，这些人才是真正活不下去的百姓，也随之迁徙出去。不过这些百姓就无法统计了。
然而当地官员对王巨有些敬畏，别看王巨到了泉州，但经他一闹，朝堂上六七个大佬，包括孙固都贬放处理了，陈襄几乎消失不见了，就连文彦博下台也隐隐与王巨有关。
并且这个迁徙不是从王巨来到泉州才开始的，在熙宁四年冬天，就有一些商人开始做了。只不过王巨来到泉州后，将它进一步地扩大，以便疏散当地的百姓，给大伙更多的一份生机。
确实，两浙路与福建路土地更紧张，特别是福建路，因为出海的人多，不仅是航海，还有捕渔，所以信神拜鬼的百姓也多，导致大量寺院产生。但这些寺院才是最贪婪的，他们几乎占据了福建路四分之一耕地。
然而经过王巨的推动，进一步的疏散，这种状况渐渐好转，这也便于治理。
再者因为王巨的推动，各地官府商税激增，现在宋朝政绩与经济挂钩，皇上又不话，因此从上面的京城诸官，到下面的官员，大家一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没有想到，这么快更大的回报便到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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