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非常重视官吏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的制度建设。一些明智的帝王深知，建立一支好的官吏队伍，仅靠明君贤相的个人作用是不够的，明君贤相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还是监督管理的制度。因此，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非常注重官吏监督管理的制度建设。汉武帝称帝以后，深感旧的选官制度弊病之大，大胆对旧的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从选拔、考察、奖惩等方面入手，建立一套全新的官吏监督管理制度，对推进汉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权力如果缺乏监督和制衡就会泛滥，所以不同部门、不同位置之间的监督和制衡可以让下属有所约束。毕竟，以管人者的一双眼睛、一个人的精力不可能包办一切。而且监督、制衡机制的完善，也是人类自我管理制度的一大进步。在中国古代，帝王对于权臣，除用分、隔手段削弱其权势外，还扶植新的权力中心，以削减、抵消原有权力的中心。这就是“以臣驭臣”的管理办法。封建时代，宰相是帝王的副手，“相”字本身含义即有帮助、辅佐之意。君相合力，共治天下，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为帝王处理大量政务，君、相之间难免龃龉。善相处者，从大局出发，相互让步；不善处者，君、相驭事，不免酿成冲突。贤明宰相要约制残暴、昏庸之君；英武君主，容不得能力太强的相臣，加之历代相臣篡位者时有发生，帝王总是设法削弱宰相权力，王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几乎贯穿全部封建政治史。用牵制手段，以抑损相权，是帝王与宰相斗争的主要武器。秦汉时期，丞相权力很大，用一语概括：丞相辅佐天子，助理万机，上至天时，下至人事，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丞相不但为国家最高官吏，还是辅佐皇帝补其缺失的唯一人臣。秦汉时期，君主高高在上。君主若有差失，只有丞相能够谏阻，良相应当以此为己任。丞相对皇帝诏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面折廷争，甚至拒绝执行。对此，皇帝很不放心。因此，自汉武帝以后，首先用尚书一职以分丞相拆读奏章的权力，继而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级，并将此三职先后更名为大司徒（丞相）、大司马（太尉）与大司空，号称“三公”，从而改变丞相无所不统的局面，将一相变成三相。至东汉，原先由丞相执掌的政务，全归属尚书台，三公徒拥虚名。唐代承上启下，在前朝官制基础上，正式设立“三省制”。即由中书省掌制令决策，起草诏令；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对中书省所制定诏令如有不同意见，有权批改复奏，然后下达尚书省；尚书省负责执行，其下分设六部（吏、礼、户、兵、刑、工）分管各部政务。这样，秦汉时一个丞相所承担的政务，已由三个机关与数十名官员分别担任，以期达到相互监督制约的目的。有效的监督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对组织的监督——高明的管理者常常采用纵向画线、横向画格的管理模式来实现组织监督。纵向画线即界定各部门对上、下的权限；横向画格即界定下级各部门之间的权限。这种界定的结果是：各部门在宏观上纳入自己的控制轨道，在整体规定的线路上按部运行；在微观上使他们在画出的方格内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灵活有效地运转。使各部门处于自己指挥之中，不能成为指挥不动的独立王国。第二，对工作的监督——管理者对工作的控制表现为静态和动态监督。静态监督是对工作目标、工作计划、规章制度的制定做到心中有数；动态监督是在工作过程中，为预防和纠正失误、偏差而采取的指挥、调整和协调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