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管理者知道当工作任务失败时，他要负责；成功时，他也可以得到报偿。他知道部属可协助他完成任务，也可以制约他的工作进程。成熟的管理者一方面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也愿意让大家分享荣耀。成熟的管理者能够找自己的缺点，挑自己的毛病，通过这样的自砥自砺得以在学业、道德和处世能力上不断提高。这种积极求过的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宽广的胸怀和渴求进步的心态是很难做到的。曾国藩在做大事的修养中有很多过人之处，能主动求过即为其中之一。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就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在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
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
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记日记并不是难事，而日记终生不间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极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曾国藩求过的第二种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两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外边有人指责我们家几个弟弟过于恶劣，我也有所闻，自当一一告诉他们，责备劝诫，有错改正，没有错要加以勉励，不可掩盖。”
喜谀怒诟，乃是人之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竹如教育我要有耐心。我常说竹如的忠贞足可以干大事，我所缺的正是忠贞浩达啊！这一字，足可以去掉我的心病！”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曾国藩求过的第三种方法是时时严于自律。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贞志向的人。曾国藩这样律己严苛，并不是口里说说的，他是说得到做得到。等到他带兵以后，他对于自己决不宽容。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军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己严厉的结果。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在家庭里，他负有教育诸弟及子女的责任，他做一个好榜样，而不训斥；在国家中，他是封疆大吏，负有转化社会腐败风气的义务，他非但严于督己，而且还善诱部下。正是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才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国古代，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忌妒过他人？谁没有伤害过他人？谁从来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都有七情六欲，就都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
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很多过错都是美丽的过错。比如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所以，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通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大凡这样名心切、俗见重的人遇到问题大多采取逃避责任的态度，而只有像曾国藩这样善于自省求过的人才勇于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