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一个温暖的黄昏，旧金山唐人街圣玛丽公园内人山人海。“同胞们！华人兄弟们，就在我们北边不远的地方一个垂死的帝国还在苟延残喘，我们的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是革命党，我是与满清政府势不两立的人，为了推翻满清统治，让我们的国家早日富强，我们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前仆后继，已经牺牲了很多人了，他们在前方流血，你们在后方能不能省下一个买早点的小钱，哪怕是一分一毛，支援那些革命者呢？我替他们向你们鞠躬了……”草坪中央，临时搭建的讲台上，一个身穿西服的革命党人正慷慨演讲。看台下，一个个听得热血沸腾，情不自禁把手里的零钱纷纷投入舞台右侧的小纸箱，小纸箱上写着“中国同盟会北美支部”。就在这时，人群里一个身材削瘦的刺客悄悄把手伸进了怀里，慢慢掏出一只手枪，枪口对准了台上的演讲者。“同胞们，我盼望着我们国家能够彻底摆脱贫穷，摆脱封建专制，成为真正民主的、自由的国度……”话音未落，就听一声枪响。现场顿时静了下来。大家目光齐刷刷聚向讲台中央那位正在演讲的革命党人，他却安然无恙，只是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显然也被刚才的枪声吓住了。“呀！”
不知是谁惊呼了一声。大家扭头看去，只见刚才那名刺客好像痉挛一般，汗流满面，眼中满是惊恐，浑身不停晃动，颤抖的双手几乎拿不住手枪。刚刚的情形让他匪夷所思。明明自己瞄准了台上那个革命党人，可就在要扣动扳机时，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随即他就感到握枪的手一下子变沉了，好像有一双特别有力的手搭在了自己手上。接着，这双手不断发力，硬是把他原本瞄向目标的枪口扳向了上方。他腾出另一只手来，双手同时用力握着枪，拼命想把枪口挪动方向，可竟像着了魔般半点力气也使不上。就在众人都在围观时，讲台后方闪出一位身着黑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他身影快如闪电，腾空一跃便到了刺客跟前。只见他二话不说，伸出手指“啪啪”在刺客身上轻轻点了两下，那名刺客立刻如同散了架一般，一下子瘫软在地。一枚御前行走的大内腰牌从他的腰间滑落下来。“又是清廷派来的爪牙！”
黑衫男子捡起那块腰牌，递给刚刚在台上演讲的那位革命党人。“这帮人真是卑劣至极，居然跟到海外暗杀！”
革命党人一脸愤怒。这些年，清政府暗杀革命党人的行径已经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露骨。十年前，兴中会前任会长杨衢云刚在香港辅仁文社院里给学生们讲完课，还没走出学院，就被埋伏在街对面的密探当场开枪刺杀。五年前，孙中山先生到香港拜祭杨衢云，清廷更是派重兵设伏，幸好有一帮洪门兄弟出手相助，才侥幸化险为夷……想到此情此景，心中就不寒而栗。“今日之事，幸亏森兄及时相救！不然，枉成清廷鹰犬刀下冤鬼，恐再无法追随孙先生革命大业了！”
革命党人抱拳谢道。“贤弟言重了！我虽身入洪门，但仍心心念党。能够为党、为中山先生之革命大业尽绵薄之力实乃本分，不足为挂！”
眼前这位黑衫男子，举手投足间一股浩然正气，令那名革命党人好生钦佩。此次来美，是受孙中山之托，利用洪门致公堂在华人社区中的地位和影响，为即将展开的辛亥革命筹一笔款项，用以购买武器物资。来之前，孙先生曾专门交待，有一名叫林森的人会全程协助他。据说也是位革命党人，一年前参加过广州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来到了美国，加入了洪门致公堂。“你刚才在台上讲得真好！就像一阵台风，把我在这里积了一年的心病都刮走了。”
两人一见如故。林森用力拍了拍对方肩膀，问：“国内有什么新闻？说说。”
“有啊！有人向孙先生提出了一个新建议，那真叫拍案惊奇。”
“什么建议？”
“是个新口号，叫什么‘中央革命’。”
“难道要到紫禁城去发动宫廷政变吗？”
林森有些疑惑地说。“远比那精彩。他们主张网罗一批天下美女送到京城天桥八大胡同的妓院去，吸引、诱惑那些皇室贵胄、王公大臣去嫖妓，席间投毒，把他们一网打尽，革命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林森听得抚掌大笑，笑得流出了泪水。笑过之后，脸色又慢慢变得冷峻起来。他说：“可怜，可悲，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这些人了。”
“是啊！”
那位革命党人也一声叹息：“革命不顺利，起义连连受挫，一些人就想用各种极端的方式跟敌人决一死战，看上去很悲壮，其实是绝望的表现啊。”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在公园的草坪上。草坪一角，两个人席地而坐，相谈甚欢。林森一边认真聆听着眼前这位革命党人滔滔不绝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一边打着手势陈述自己的种种观点。来美国一年多，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跟人讲过这么多话了。“森兄，你这一身绝技从哪学的呀？简直太神了！”
眼前的林森谈吐不俗，让那名革命党人心底又多出几分钦佩。在他心中，这位一身黑衫的中年男子顶多是个行走江湖的侠义之士，今日之见，不但胆识过人，而且身怀绝技，难怪此前孙先生一直赞誉有嘉。只不过，他还不知道，这位林森的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三百年多的奇门四门四派中的乾门统领。而林森刚刚制伏那位清廷刺客所用的那招，便是乾门古魔术中的一招绝活，通过控制人的意念，瓦解对方心智，使其在浑然不觉中露出马脚。对于奇门之技，林森一般不轻易示人，行走江湖这些年，也就只使用了两次。一次是在今天的圣玛丽公园，而另一次，是在去年的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