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比朱媺娖预料的要少一些。 表面上看，她如今所统治的大明相比万历时期只是增加了云中、宁绥、南海三个省以及甘肃下辖的青海地区，且都是没多少耕地的。 可实际上，各省清丈清查出了不少隐田——浙江这等耕地本就不多的省份都查出了400万亩，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除此外，朱媺娖还知道后世大夏除去雪域、西域，领土面积还没大明此时大（主要是增加了吕宋岛），但耕地面积却达到了19亿亩。 并且这还是一些地方退耕还林，或是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结果。如果大夏全力种植粮食，耕地面积肯定更大。 因此在她心里，大明此时耕地面积不说赶上后世大夏吧，经过清丈应是能使耕地增加至15亿亩的。 如今没达到她的心理预期，绝非清丈出了问题。 清丈队伍是朝廷专门培养出来，下派到各省的，同时有都察院和锦衣卫南镇抚司明里暗里盯着，若有问题，绝对瞒不住她。 再考虑到之前大明毕竟经历了一二十年的战乱，天灾也是连绵，使得人口比万历时减少了上千万，甚至可能是两三千万。 人口不如万历时多，一些不太好的田地自然就没人去耕种了，成了荒地。 大约这才是耕地数目没达到她心理预期的主要原因。 最后，朱媺娖就这13.5亿亩地的税收做了大概预估。 随着清丈田亩与摊丁入亩的进行，朝廷对耕地税政也进行了改革。为了避免地方官利用耕地税率压榨百姓或者谋私，种粮食的耕地统一定为十税一。 对于粮食出产率低，乃至遭受了天灾的地方，朝廷会另行补贴。 当然，朝廷具体征税时，实际是根据各省的耕地亩数预估其粮食产量，要求其总共征收多少粮食或税银（一条鞭法彻底贯彻落实需要时间，偏远地区缺乏银钱，还允许以实物纳税）。 各省对下辖各府县分配征税任务也是如此模式，具体过程还是比较讲究的。 考虑到超级稻、超级小麦子代，以及番薯、玉米土豆等新作物的推广，便以每亩田地均产2石粮食计算，大明朝廷一年两税大概能征得5.4亿石粮食。 明朝的稻谷出米率大概时0.65至0.75，小麦出面率大概为0.7至0.8。 米面综合一下，按0.75算好了，那就是朝廷一年可得米面大约4亿石。 米面均按市价每石1.5两银子折算，那便是6亿两！ 朱媺娖并没有因为这个数据多高兴，因为她知道，各省田地具体情况是复杂的，不可能像她这么简单的估算。 首先超级稻、超级小麦、藩属、玉米、土豆等增产和高产的作物，这几年朝廷虽然一直在推广，但距离全国普及仍差不少，得好几年后才可能实现。 所以，大明如今田地的实际均产可能低于每亩2石——至于如江南上好水田那样种原生稻都能亩产三四石的终究是少数。 其次，就全国而言夏收所得其实要少于秋收，故夏税所得亦少于秋税，夏税加秋税也不能简单地乘以二。 再加上一些地方发生天灾，田地颗粒无收不说，还需要朝廷投入钱粮救灾、补贴。 最后，藩属、玉米、高粱等作物，是没水稻、小麦那么值钱的。 所以，朝廷一年通过耕地所得税入都未必有6亿两白银的一半。 可即便是田赋税入真有3亿两，朱媺娖做梦都要笑醒了。 事实上，除去粮食运输的损耗，以及朝廷手中粮食价格实际低于市价不少（实际按一两一石算），全国耕地的实际税入还要再减少个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地方官府还要截留部分，真正上交朝廷中枢的可能只有七成左右。 这么一算，朝廷通过耕地实际所得税银也就1.5亿两左右。 估算到这里，朱媺娖就想到了此前大明的最高税入，是在万历六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初见成效之后。 她翻看资料，发现这一年大明的田赋税入为2080万两，加上其他方面的税入，当年的总财政收入为2650万两。 只算田赋的话，如今大明每年所征得的是万历六年的7倍有余！ 随即朱媺娖脑海中便浮现两个问题： 为什么会多出这么多？ 首先，大明如今废除了卫所制，将当初军屯体系下的400多万亩田地都划给户部管辖了。再次，朝廷清查出了不少隐田。 也即是说，万历六年的田赋是在700多万顷的耕地基础上所得的。而她刚才所算得的数据则是在1350万顷耕地基础上所得。 这就至少该翻两倍。 其次，如今朝廷所定的田赋正税十税一，是高于万历时期的——当时大明各省平均下来大概是三十税一多点（0.038）。 当然，实际还有许多苛捐杂税，百姓每年需要交纳的各种钱粮是超过如今的（一条鞭法设想的内容是挺好，但其实好多内容都没落实下去，连清雍正那次都没能完全落实，所以大多数地方苛捐杂税、徭役等都还存在）。 而昭武朝就是十税一，没有其他苛捐杂税，连徭役都废除了，官府做工程需要雇人。 这等于是将其他苛捐杂税、徭役等都并入了正税一起征收，且落实得很好。 再加上粮食增产，吏治清明，官府积极应对天灾，工商业大发展，赚钱机会增多，百姓生活实际比万历年间要好上一大截。 问题是，万历时朝廷所得税入主要是正税，其他苛捐杂税不是地方用了，就是在无形中消耗了，或是根本就没有转化为银钱显示在账面上。 所以，这里就让昭武时期的田赋税入比万历时期又高出个两三倍。 再次，万历年间银子比如今值钱。 当年米面市价大概是0.8两银子一石，如今却是1.5两。即便将如今的米面市价按照1两一石计算，大明银子实际价值也是降低了五分之一的。 最后，朱媺娖刚才的计算漏掉了非常关键的一点——皇室、藩王、勋贵、士绅等的免税特权！ 藩王就不说了，如今大明藩王在本土的田地都被没收为官田了。 但皇室、勋贵加士绅群体的免税特权仍旧覆盖了相当多的土地。 前面的几个原因，使得昭武朝税收应是万历朝的五六倍。再算上免税特权这个大原因，增至七倍多是可以理解的。 之后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如今朝廷每年田赋真收到了1.5亿两吗？ 朱媺娖看了去年的税收，朝廷田赋税入实际只有8000千万两（清乾隆时期最高为七千多万两）。 相交于万历六年的2000万两是增加了四倍左右，可相较于她方才所估算的1.5两却少了近一半！ 即便除去今年部分地方才完成清丈田亩、摊丁入亩的工作，再除去南海、宁绥、云中及青海地区增加的那些田地，缺口也不该多达7000万两。 由此可见，这免税特权每年至少令大明少了几千万两的田赋税入！ 想了想，朱媺娖提笔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五千万两”几个字。 盯着这几个字，她不禁喃喃道：“看来必须得进行田赋政策的下一步改革了。”
后世清朝将这一步改革称为“士绅一体当差纳粮”。 但朱媺娖觉得，她若进行相关改革，大约不能如此称呼。 因为清朝的皇室、勋贵群体是不需要当差纳粮的，而她则准备让皇室、勋贵跟士绅一起当差纳粮！ 这时，一旁的连翘轻声提醒道：“陛下，快要五点半了，可需要让膳房准备晚饭？”
“嗯，让膳房准备吧。”
朱媺娖说完，随便点了几个菜。 然后她坐在龙椅上就不禁想起了郝光明，心道：也不知相公在云南那边是否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