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史语所迁至北平后，胡适已经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正到处网罗名师和聘请名流学者到北大讲授中国文史类课程。
中央史语所是专家名流的集合，加之胡适与所长傅斯年的特殊关系。 语所迁至北平后，向外交部商得北海静心斋为所址。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考虑到那里是“环境闲适之所”，更主要的，是因为北平图书馆就在北海西岸的文津街上，这就便利了史语所对北平图书馆资料的利用。 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就在沙滩红楼，距北海步行不过十几二十分钟路程。两家又离得很近，来往也很方便。 这样一来，傅斯年麾下的名流，自然成了胡适聘请兼课老师的首选之地。 能到北大这个最高学府讲学授课，中央史语所的学者们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时不时的讲几课，到也没什么，傅斯年也乐得因此而落个人情。何况胡适一直算是所里的顾问，傅斯年有求于胡适的地方也不是没有，礼尚往来，何乐而不为。 但是兼课多了，所中研究工作肯定会受到不同影响，这样一来，傅斯年便对不能不对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严加控制。 为了不搞一刀切，傅斯年开始提出的原则是：凡是史语所的专职研究人员都不准在外面兼课。 但这个原则首先就碰上了障碍。陈寅恪、赵元任这两个主任都在清华兼课，他们说，如果不让他们兼课，他们宁可辞去史语所的职务。史语所怎么能离了这二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傅斯年只得退一步，明确，陈寅恪、赵元任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 陈寅恪、赵元任就可以，别人怎么就不行，这本来就很难说得通，这样一来，实际是开了口子。另外，规定只是限制专职研究人员，史语所还有其他的人员，那些个人如果有人请，就可以名正言顺去兼课。 而史语所的人，大多毕业于京城的一些高校，很多人进入史语所前本来就是高校的老师。和同学和老师联系广泛，这样一来，史语所的人外出兼课，非但没得到控制，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这样的情况，傅斯年也很无可奈何，只能不断放宽了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的限制。 不过，傅斯年是个善于总结的人，他很快发现，除了在时间上有冲突外，教学与研究工作很多的时候不但不矛盾，反而对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并且，傅斯年很快发现，史语所的人员到学校授课，可以宣传史语所的治学主张，可以通过讲台，把史语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化为知识传授。在傅斯年看来，这是他创建史语所的宗旨所在。 因为，做为在语言和历史等领域的最高研究殿堂的史语所，所代表的是当时最高的治学水平。 于是他不但取消了禁令，而且他自己也加入其中。 1929年秋，傅斯年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他曾讲授过《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据邓广铭回忆说，他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头一年，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决定聘请史语所的学者讲商周史，第一堂课就把傅斯年请了来。但陈受颐没有把讲课的事说明白，傅斯年以为是随便作一次演讲。那一天北大二院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傅斯年走进礼堂，才知道是被请来讲课的，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当时有人以为傅斯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后来再去听他的课，才知道他是个通人，其学问之大，一般教授是赶不上的。同学们佩服他的学问，去听课的人很多。 杨向奎先生也回忆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都是一时之选”，他在列举历史系教授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说他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说他讲课“大气磅礴，上天下地，无所不及”，“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杨志玖先生谈到旁听傅斯年讲课的感受时说： 1934—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曾旁听过傅先生讲先秦史专题课，我虽不能完全领会他讲课的内容，但对他发表的独到见解，对史籍的熟悉，旁征博引，融汇中西的学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却深感新奇和钦佩。他时而背一段《左传》，时而翻一篇英文文献，中西互证，左右逢源，宛如一位表演艺术家，听他的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傅斯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传授他的学业，宣讲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 从史学系当时的课程安排可以知道，傅斯年曾四次开设“史学方.法.论”或“史学方法导论”一类课程。他的《史学方法导论》，就是当时在史学系授课时的讲义。他在讲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个著名命题，并且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话放在嘴边。 不仅如此，傅斯年还在史学系开设了“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课，并与劳幹合开了“汉魏史择题研究”课，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讲授，来宣传贯彻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 在“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写到：“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以办理下列各问题：（1）地理与历史；（2）古代部落与种姓；（3）封建；（4）东夷；（5）考古学上之殷夏；（6）周与西土；（7）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8）战国之大统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国；（10）秦汉大统一之因素。”
在“汉魏史择题研究”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和劳幹将授课内容分为八个大的方面，即史料解题、秦、地理、政治与思想、制度、兵事、社会、四裔等，每个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小的方面。 史料解题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因此列为首要的方面，其中又包括六个具体的方面：“（1）史籍；（2）汉晋人著述；（3）金石；（4）后代人有关之著述；（5）新出史料；（6）西洋人著作。”
从上述两门课的课程纲要，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扩大史料范围，利用新史料、新知识来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视。这是傅斯年治史主张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也是他力图要向史学系的后生学子们灌输的主要观念。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逐步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关系。在此过程中，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紧密关系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人事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它在学术精神上与史语所达到了一致。北大史学系和史语所事实上成了傅斯年实现其“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史学理想不可或缺的两个学术阵地。 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建立密切学术关系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使得“史料学派”的治史主张和方法，得以在北大史学系生根、发芽，从而使北大史学系的学风在20 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并且对此后数十年北大史学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不但自己，傅斯年还动员史语所的其他人员到北大历史系授课，他这样做还有个更深远的考虑。史语所迁平后，由于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傅斯年必须为史语所的长远发展打算，有意识的培养后备人员。 高等学校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选拔顶尖人才，充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队伍。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傅斯年的“拔尖主义”。 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后来都到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他们的确从北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了不少的杰出人才。 在傅斯年“拔尖主义”政策下，最先进入史语所的是劳幹，他是史学系1928级的学生，1931年毕业生后于1932年进所工作。此后进所的是1930级的胡厚宣，他于1934年毕业后进所。1931级学生中，进所的有全汉升和高去寻两位，他们都是在1935年毕业后进所。同年进所的还有1926级的余逊，他1930年毕业后一直在史学系担任助教。1932级学生中，进所的最多，有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三人，其中张、傅两人1936年毕业后进所，王崇武则在1937年进所。1933级学生中，进所的有一人，即吴相湘，他于1937年毕业后进所。 后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