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史语所在成立之初，在设立八个组时，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由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goroff)主持第七组的工作。
史禄国（1887年6月19日－1939年10月19日），俄文全名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史禄国是他的中国名字。是俄罗斯人类学奠基者，现代人类学先驱之一，通古斯研究权威。 他生于帝俄世家，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古典教育，通晓多种语言，包括许多通古斯语言。曾经就学于法国索邦大学、巴黎大学。这位俄国学者在十月革命后，被苏联官方视为反动学术权威，1922年移居中国，1939年逝世于北京，后半生有将近20年在中国度过，绝大部分著作也在中国出版，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94年，费孝通还在深情地怀念这位1933年收他为弟子、指导他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使他受益终身的恩师。 史禄国于1912—1918年对中国蒙古、东北的通古斯（鄂温克族）人、满族进行了人类学调查，调查除了民族学、语言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外，还包括大量的体质人类学的内容。1923—1924年，史禄国又在沪、港、粤测量了800多人。他利用在华北、华南和华东搜集到的大量体质人类学资料，先后于1923年和1925年出版了发表了三本有关华东、广东、华北的中国人体质研究的科学报告。 他在这些科学报告中，通过对不同体质人类学指数的统计和比较，对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的迁徙和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他还应用他在体质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流动作出过富有启发性的推测。这三本有关中国人的体质研究，至今还是空谷足音，并无后继。 1928年夏，中央史语所第七组在史禄国的带领下，在昆明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并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该组还在史禄国带领下对广州在校的男女学生进行了测量，开展华南人种发育研究。1929年，史禄国用英文发表了《中国人体发育论》。 中央中央史语所搬北平前后，第七组的业务被中央研究院划出史语所，合并到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4年，安阳殷墟发掘进行中，当时主要是为了殷墟骨骼的整理与研究，中央史语所创设了的第四组，也就是人类学组（Division of Anthropology）。并聘请英国回来的吴定良博士为该组主任，主持殷墟骨骼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吴定良（1893年1月—1969年3月），字均一，曾用名吴士华。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体质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 吴定良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开明地主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 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心理学系。 192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 1926年，考取“乡村教育”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和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 192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1929年，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 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 1934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J．L．马斯（Myess）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 第四组也就是人类学组虽然成立较晚，但取得的成绩也很丰硕。 吴定良利用殷墟出土的人骨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完成了《殷代与近代颅骨容量之计算公式》、《汉族锁骨之研究》、《中国人额骨中缝及与颅骨测量之关系》、《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等体质人类学研究论文十余篇，分别发表在《人类学集刊》、《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和《生物统计学杂志》（Biometrika）等刊物。论文对殷墟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创建了中国人颅容量的计算公式，讨论了中国人额中缝和颏孔的变化及其规律等。 吴定良还对殷墟的161例人骨进行了7项测量，后来，李济根据这些测量数据，完成了《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 同时，中央史语所人类学组还开展了包括“中国人颅骨研究”、“殷墟颅骨研究”等课题研究。 吴定良在史语所任职期间，先后创立和主持了3种刊物：《人类学集刊》（年刊），专门用英文刊载短篇研究类论文；《人类学志》（不定期刊物），专门用英文刊载专题长篇研究；《人类学年报》（年刊），专门用中文刊载短篇研究文章，并介绍各国的人类学知识、技术和信息。这是我国第一次创立的专门的体质人类学刊物，刊载了当时很多学者的人类学、民族学等重要文献，对推动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吴定良除了殷墟出土人骨的研究工作外，还进行了系列专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工作，包括《汉族锁骨之研究》、《人类头骨眉间嵴宽度之研究》、《中国人额骨中缝与颅骨测量之关系》、《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等十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其中1940年，吴定良在《人类学志》第2册报道了华北平原中国人的体质测量，测量各种项目达190余项。他还对人体测量仪器等进行了实验性的改进，发表了《画手与足外围形之新仪器》等，这对当今的骨骼测量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同时，当时史语所和相关研究人员也开展了体质人类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如颜訚师从国际著名解剖学家莫尔斯（W.R.Morse）教授学习人类学，并从事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调查，进行观察和测量以及统计分析，在《华西协和大学学报》发表过数篇体质人类学研究论文。曾和莫尔斯赴汶川一带对羌人进行活体测量，留下了珍贵的体质测量数据。他所著有《中国人鼻骨之初步研究》和《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 吴汝康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大批云南人墓葬的骨骼，以便未来与华北人、白种人、黑种人骨骼进行比较，探索产生其间差别的原因和意义。他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集刊先后发表了《发旋之研究》、《中国人之寰椎与枢椎骨》等。 其他还包括张查理的《四川干尸》研究、蓝思克的《论中国人体质生长程序》等。此外，史语所人类学组还整理了丁文江遗著———《中华民族体质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