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引发了学者们对甲骨文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甲骨文的认识也不断的深入。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朝晚期都城，属于商朝王室遗物。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宝钰（振钰 ），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 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淮安。 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甲骨四堂”之一（其余三人是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考释出商代的“先公先王”，证明司马迁《殷本纪》的商王世次并非虚构。 然而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还是知之甚少。而要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个王朝，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资料。 民国初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主张大胆疑古，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同样的故事主题，文献记载越来越详细，其实都是后代史官虚构事实，为了增加王朝正统性而编造出来的。 傅斯年认为，要想解决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必须有新方法、新材料，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发掘殷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殷墟由于甲骨文出土与研究已确知为商代晚期的都城，这在时间上就有了准确的节点，可以为“其他古墟知识作度量”。 为此，傅斯年在“中央史语所”正式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八月，就派董作宾先期赴河南安阳考察。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殷商时代已经沉入地底三千年，安阳小屯村的向导把董作宾带到一片田垄边，手指的方向，是一片貌不惊人的土地。过去的三十年间，人们就是在这里不断地翻找出大片的“龙骨”，上刻着人们无法看懂的符号。只不过，安阳人关注的是甲骨本身。这些甲骨抵得过最高产的庄稼。清末两江总督端方为一块甲骨开出的价格，曾一度高达二两五钱银子。这片甲骨“庄稼”的根系，就扎在泥土深处的那座商朝的故城里。 只是现在，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它的名字——殷墟。在安阳城中，士绅和古玩店的老板也纷纷劝远道而来的董作宾放弃幻想。走下田垄勘测后，董作宾发现，有几个坑显然才刚刚被填埋好，而他在坑边甚至捡到一片没有字的甲骨。他认定，就在脚下的棉田深处，应该仍然埋藏着有字的甲骨。 “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的信很快从安阳寄往广州，历史语言研究所，收信人是傅斯年。
傅斯年汇来一千银元，希望“纸上考古”转为“田野考古”。 傅斯年的计划极富野心和想象力。他希望摆脱传统学者所遵循的“纸上的考古”，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他的目标是沿着洛阳逐步西进，直到中亚各地。他以中华文明作为立足点，但是目光所及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北大国学门的陈垣等人试图把北京建成汉学研究的中心，反超巴黎和东京，而傅斯年也热切地期望能把“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从巴黎和柏林夺回中国。 而眼下的殷墟发掘，正是这个庞大计划的第一步，能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基准刻度。为此，他与中央研究院反复磋商，终于讨来一千银元，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殷墟第一次发掘意义非凡，但当时却并非易事，种种障碍横亘在董作宾面前。 那时河南聚众挖古物的事情层出不穷，省内外反响强烈，河南省政府专门发布条例，严厉禁止挖掘古物。 当时科学发掘的意义不为人知，考古发掘甲骨也被人当做“挖宝”，不但当地人眼红，社会各界也疑窦丛生。此外，当时安阳匪患严重，没有河南地方政府配合，科学发掘根本无法进行。 董作宾（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3日 ），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出生于河南南阳。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 在甲骨学、年代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他年轻时经过商，教过书，办过报纸，直到二十八岁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读研究生，才真正走上学术之路。加入史语所之前，他在中山大学做副教授。他对甲骨研究有着敏锐的直觉。由于年少时学过篆刻，他逐渐练出一门绝技，可以根据刀法判断甲骨的真伪。 在安阳调查期间，董作宾就感觉到，将来的考古发掘要面对种种障碍。当地人视地下甲骨为己有，前来发掘无异于“虎口夺食”；河南省专门发布条例，严禁发掘古物，这法令杜绝不了盗掘，但公开的考古发掘却可能“撞到枪口上”；安阳匪患丛生，考古工作和人员的安全，均需得到有效保证。 从董作宾的做法看，他是“上盘、中盘、下盘”齐动手，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力促考古发掘顺利进行。他先前往开封，请幼年私塾同学郭宝钧相助。郭此时是省教育厅秘书，人脉很熟，经他引荐，董作宾拜访了河南建设厅长张钫、教育厅长查良钊，向他们说明殷墟发掘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赢得了这两位河南重量级人物的赞许。 随后，董作宾前往上海、南京，为发掘采购所需仪器，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与傅斯年面谈，请他出面，让“中国民国大学院”、“国立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等给河南省政府发公函，请求给予保护和协助。并请蔡元培先生致函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给他予以帮助。 各种公函到达河南，在省政府的行政会议上，董作宾早已“埋伏”好的张钫、查良钊“一唱一和”，据理力争，使“殷墟发掘之案”顺利通过。 经董作宾争取，省政府的张锡晋、教育厅的郭宝钧又奉派随同协助。董作宾又邀约表弟王湘等两人，连同上海请来的测绘员李春昱，一行六人前往安阳。 这次他们落脚在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有教育厅大员郭宝钧参与，学校热情款待，一切所需，都由学校借用。 安顿就绪，董作宾、张锡晋、郭宝钧前往安阳县政府请求帮助。县长极表支持，对董作宾的要求一一照办将科学发掘之事公告全县，特别是小屯村及其附近，村村都张贴布告，令尽人皆知；从县人民自卫团派一名军官率领十名士兵，随同考古队前往小屯，并驻扎村里，保护发掘人员、看守发掘现场；从县政府特派专门委员协助，并派两名警察跟随维护治安。 在县里安置妥帖，董作宾又来村里安置。一行人在警察、士兵的护卫下，到小屯村村长张学献家开会，董作宾先介绍科学发掘的意义，然后，省、县官员宣读两级政府公告。情绪有些骚动的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董作宾接着布置，他说好工钱，请村长代招工人，并通知村民，无论挖掘到谁家地里，对受损的庄稼都会给予赔偿。最后，租了村长家几间房子做临时办公场所，也作为自卫队的住房。 村长办事很上心，当天就招齐了所需的十五名工人。 傅斯年让董作宾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可真是找对了人。经过商，教过书，办过报纸，丰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会办事的本事。 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六个人，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考古发掘经验，甚至也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董作宾最先摸索的，是“挖坑”的学问。 他最初设想挖正方形，四丈见方，这样面积大，深处光线充足，可以随时摄影。但请教村民，得知人家都挖长方形，长七八尺，宽两三尺。这样的尺度，铁锨、抓钩用起来方便；可以架辘轳，坑深时起土省力；挖出来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时方便省力。于是决定放弃最初设想。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洹水岸边挖了一天，却一无所获。董作宾不无丧气时，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天花粉(一种中药材)，他们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铲面与“洛阳铲”不同，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慢慢向下挖，挖出一个小洞，将地下约一丈深处的根儿取上来。 董作宾大感兴趣，上前观看，见不同深度挖出来的土色不同，于是大悟，谈好工钱，请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 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二十四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十五块，骨质坚实黝黑，字极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董作宾十分兴奋，绘制《二十四坑之土层及其出土器物图》，最早注意到了甲骨与土层的关系及相关信息。 与以往的书斋生涯相比，考古发掘十分艰苦。因小屯一带有匪患，他们不敢住村里，每天往返步行十余里，午饭是干馒头、凉开水，有时会让村民煮点儿稀饭，当时安阳风沙极大，往往一碗饭没喝完，已落上一层土。尽管如此，他们却越干越起劲。 但是，这中间也有曲折，董作宾的专业背景和学术兴趣，决定了他最看重的仍是甲骨。最令他失望的是，考古队在十三天里接连发掘了三十六个坑，却只在其中六七处发现了有字的甲骨，数量远低于预期。他有些犹豫，眼看着傅斯年辛苦讨来的一千银元不断消耗，他越来越不安，甚至建议停止发掘计划，以免劳民伤财。 不过，傅斯年却坚信，发现多少甲骨上的文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探究地下的真实情况和蕴含其中的知识。他并非考古学专业出身，他所依靠的，是敏锐的直觉、广博的见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学术的使命感。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十八天，挖了四十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五百五十五片、有字骨版二百二十九件、无字甲骨近两千片，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还是颇丰。而最重要的是为以后的殷墟发掘，开了个好头，也使“中央史语所”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这片遗址有了更多新的认识。 每年的十月十三日被史语所内部定为“考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