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期间，影响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向新文化阵营转向的直接导师是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彊，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 ，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不仅在文学方面有杰出的成就，在其他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文学风格精练、叙述简练而又充满深度，代表作有《说演话》、《朝花夕拾》等。 笔者在《民国风云人物》中写胡适，才更加知道胡适有多伟大，至少是现在的中国，在做学问上应该说无人能与之比肩，在人品上更是高高在上。 他死后，他的一个朋友说:“没有人不说胡适好，不是我偏袒他，你能不爱春天吗？你能不被春风陶醉吗？”对比胡适，有些人会显得那么的无知，那么的无耻，那么的龌龊。 傅斯年与胡适的交往，开始于本书第一章的故事。后来，傅斯年便总去听胡适的课。 有一天，胡适讲中国古代哲学时，讲到了一个典籍，胡适谈了自己对这个典籍的理解。傅斯年听了后，不住地摇头。，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写了个纸条，传给了正在讲课的胡适。 胡适看了纸条后，很客气地问，纸条是那位同学写的。 好汉做事好汉当，傅斯年马上站起身来。 “这位同学，能讲一下您对这个典籍的理解吗？”
这时候，胡适还不认识傅斯年，他倒是注意了，近来这个大胖子同学常来听自己的课，能看出听课很认真。在心里，胡适对这个胖子同学是很有好感的。
于是傅斯年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末了，还不忘为这位自己很有好感的年轻老师，挽回些面子。说据他所知，有很多人也是和老师一样的理解，自己也是一家之言。 胡适是何等精明之一，他当然知道这位同学的善意，但是，胸怀若谷的他马上当着众同学同学认错，并真诚的对傅斯年表示了感谢。 这反而使傅斯年对胡适更加敬佩。 从此，胡适也对这位博学的学生引起了注意。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初进北大教学，加倍用功，因为发现学生中有的学问比他好，这就是指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不过这时候的胡适，肯定不知道傅斯年曾经暗中为自己保过驾，因为，后来，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学风，他听胡适等新学者讲课，阅读《新青年》杂志后，思想受到震动，与胡适关系日趋密切。他和罗家伦等人起初旁听胡适的课，后来又经常于课后去胡适家请教问题。当时胡适仅二十六岁，家眷又不在北京，为人和气，没有架子，和青年学生共同语言甚多。起初，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时间一长，相互熟悉了，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胡适的家便成为这批青年“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 1891年12月17日出生的胡适，和1896年3月26日出生的傅斯年，仅年长4岁余。作为老师的胡适，对傅斯年不仅非常赞赏，而且呵护又加；傅斯年对胡适也异常敬佩，而且与其肝胆相照，两人亦师亦友，情同手足，终生不弃。 顾颉刚曾回忆说：“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除受胡适影响以外，通过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批判传统学风，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同时，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 北大预科重视外语，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从中汲取新知识。 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味口，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 从傅斯年当时写的文章来看，他读了许多西方的名著，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他开始用西方学说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社会。 从国学大师的高足一跃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斗士，正如他的同学所评论的： “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当然，这中间也曾闹过一个笑话。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黄门弟子被人称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健将之一。 陈独秀在《新青年》编辑部对胡适和其他同仁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么？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
胡适反对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以后，不怀好意的人在社会上散布“‘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还说每月领取多少薪金。这“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派别集团。 谣言传出后，对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罗家伦也因此沮丧。胡适见此，写了《他也配》的文章发表。他用一生中罕见的语言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胡适还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识界的影响，说“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
傅斯年投身文学革命阵营，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和组织才能，他开始撰写文学革命的文章，起初多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来又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以《新潮》为阵地，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文章。《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