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非常不希望自己给他们虚幻的希望，他无法保证或者许诺什么。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我们似乎都是如浪推舟，浪把船推到哪儿就是哪儿，加重这船的负担的，反而是我们的种种期望的重量。
赵金锁的案子，没有新鲜的、压倒性的证据，绝无可能让官府重新审判。如果想推翻死刑案，那就是对州县-府-按察司-督抚-皇帝定的“铁案”提出质疑，作为一根线上的蚂蚱，翻案就像是打他们每个人的脸。 在专制制度下，每个奴才都被调教成他们的上司满意的样子。在就连正常呼吸都可能犯错都可能是看作是对上司的大逆不道的社会，主人一句话一个批注一个白眼就能吓退底下人想要“翻天”的企图。 赵铁柱和他妻子提供的信息有限，他们就知道他的儿媳通奸，并且确信自己的儿子生性柔弱，人品不差，绝对不会因激愤而杀人。至于存在第二个通奸者的事实，赵铁柱和严肃都一概不知。 但是严肃可以推测这杀人真凶和通奸脱不开干系。既然是因奸情杀人，那么往奸情方面想是最保险的策略。这不用任何人教，何况严肃还是准专业人士。 至于，因为“生性柔弱而不会杀人”，也不过是赵铁柱两口子的臆测罢了。 我们在生活中自然地提防那种一上来就吆五喝六、说话夹枪带棒的人，但是，还有另一种人，即，在口舌上吃亏或其他方面吃了瘪，不会及时“回怼”的人，看似能够隐忍负重，但是事后爆发、变态报复的“老实人”。赵金锁有杀人的动机、能力（被害人是女性，赵金锁不是绝对没有杀害他的能力）、作案时间。这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 严肃当前第一要务，就是获取县衙的档案。不过他没有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去申请重开审判、并向他公开案情档案。而只有公开档案之后，才可能给他提供取证的新方向，获得新的证据。这是一个死循环。 严肃正在为这事发愁的时候，上一个侵权案件似乎看出了一线扭转乾坤的生机。 虽然清代名义上规定官员不得在任职所在地购置房产，但是许多官员开动脑筋阳奉阴违，想出法子以他们的家眷的名义在当地购置房产，这一现象朝廷也是睁眼闭眼，不予惩治。 龟县令并非贪财之人，但是他也无法不受官场积弊的裹挟，在当地购置了一处地产。由于思乡心切无以疗慰，他吩咐人试着种上了在东北卖的很贵的火龙果和香蕉种苗。不巧这天一个不知道内情的放马人放任他的马群踩踏了他的水果苗，事后又以不识这是价钱不菲的水果秒为由拒绝承担踩踏的损失，只愿意赔偿一般的踩踏青苗的损失。 冥冥中自有天意。龟县令能做到县官，也不是那些倚靠荫护或者举荐做官的，令他讨厌的、堵塞了正常官员“上升渠道”的不学无术之人。也不是那种需要费力点拨才能明白事的人。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和严肃的侵权案件的事理联系起来。 一者是故意伤害行为，一者是不顾后果的过失行为，两种都是严重的或者比较严重的侵权行为。两者都是不知道加重行为后果的相关事实或情节。但是，龟县令明显认识到，在这件事上放放马人一把，而“加重”的后果让自己承担，明显不公。 龟县令被这件事点醒了。严肃的说法是正确的。不管王礼学知道不知道杨得财存不存在旧伤，他的故意伤害行为本身是人神共愤的，本身是社会难以容忍的。所以，他应该为他的行为导致的“加重”后果承担责任。 龟县令采取的行动非常干脆。他下令重新审理这个案件，除了王礼学之外的当事人不必到场，并当场盘问他，要求他陈述相关案情细节。最终判决杨得财胜诉，除已经支付的烧埋银之外，王礼学尚须支付赔偿银若干。 严肃知道这个好消息非常激动。当村人告知他胜诉后，他都不敢到杨家去打听详细情况。 人会害怕失败，有的时候，也会害怕成功。不是不喜欢会不期待成功，而是害怕成功带来的改变。 或许，可以这么说吧——情绪是带有惯性的，不论是负面的情绪或者正面的情绪，要摆脱他的定势，需要更强大的能量。 因此，也可以说情绪是带有“成瘾性”的，沉湎于悲观情绪的人，他需要时间和足够的理由，让他摆脱这悲观情绪给他的、拖拽着他往下的力量的牵制。 同样，一个自以为掌握“宇宙真理”的人，让他否认自己的观点，也是很困难的。他在自己的逻辑圈里面已经浸淫日久，已经成瘾了，让他否认自己的逻辑，就像要杀了他一样让他无法容忍。更不用提这种观点要关涉到他的饭碗的情况。 冒英奴一群人像狗鼻子一样早就探查到严肃在龟县令那里的影响力日渐增长。最近又看到严肃又胜诉了一把，就抱着不能打倒他就把他收入囊中的想法，向严肃发出了橄榄枝——为他安排了一个酒局，拉拢他，也想趁机给他敲打敲打，不要太跟他们和旧县令过不去。 严肃一眼看出这是一个“鸿门宴”。能拉拢就拉拢，不能拉拢就给敲山震虎，给他点颜色。 酒宴的地点在瑷珲城冒英奴一伙“罩”的场子。虽说是酒店，但是它附带有茶馆赌博和卖淫的场所。在酒店的正厅墙壁的两侧，是瑷珲XX钗的画像，并且以阿拉伯数字编号，“客人”可以在赌博或饭后或者直接到客房“点”画像上的某“钗”逍遥淫乱。 严肃不知道这类地方，也绝不可能去这种地方。那种手里揣着银子到这里吃饭赌博的人，一次能架得住，两次能架得住，十次八次，最后可能就成了这些“钗”们温柔乡的虏物。 严肃一口拒绝了这个鸿门宴的邀请。只和来传信的人说了几句客套话，什么以后多有仰仗冒的地方，现在在这里事务繁忙、脱不开身等等。 严肃只和志趣相同的人喝酒才喝得开心。以前是在单位，现在是和大车店的哥们。且只喝三十多度的低度酒，正好让他感受到喝到口里留香、喝到高兴之后微醺、不上头的惬意滋味。 某些人喝醉了酒之后，取得战斗胜利的英雄在一场战役之后，或者遇到什么一辈子遇不上的那种好事之后，就管不住自己的下面，就想那种事情。这是过度兴奋分泌过多荷尔蒙惹的祸。同样的道理，那些遭受人生重大变故、遭受极大打击的人，可能在那方面肯定是兴意阑珊的样子。包括那些情妇上百的人，严肃推测他们被抓之后，可能连来一次的高潮都够呛。 严肃常常为此黯然神伤。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想到和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 他没有办法取消这趟穿越之行，也不知道妻子和现在怎么样。 于是，他学会了喝酒。以前只是应酬的时候喝，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独酌。 但是，架不住冒英奴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鸿门宴，也好趁此机会探听探听他们的虚实，他想衙门内和严肃一起的人不会对这个作出过多的解释。 严肃心目中的社交酒局是这样——一群人以糟蹋自己身体的方式去喝酒，就像古代的某些祭祀非得用自残和残害他人身体的方式做法事或祭祀一样，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吸引他们的“神”的注意；酒局过程中充斥了稀奇古怪的“咒语”、祝酒词、暗语和酒嗑，以让特定人感到满意，就像祭祀时让他们的“神”得到满意的飨用为准一样。酒就像被赋予神秘能量的汁液，由谁喝、敬谁的酒、谁喝多喝少、说什么样的“祝酒词”（祭祀咒语），都被赋予了神秘的仪式感，仿佛他们在分割神仙赐予他们的礼品、瓜分战利品一样。在推杯换盏之间他们完成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法事。一场酒局下来，该捧谁、该“团结”谁、该刺挠谁、该挤兑谁，都交代的明明白白。 严肃在参加酒局方面，是一个严重的社恐分子。酒局的嗑，他即使是拿着小本子记录，也学不来。比如说“领导让12点到，我不敢11点61分到”这样的谄媚话。看似诙谐，实质上是把自己的尊严打折出卖的卑微路数。当你一个人在大家聚集的场合对领导谄媚时，事实上是把其他人都看成了狗屁不是，还引起了大家竞争性、人人不甘落后的谄媚，让人觉得恶心。冷菜还没上，每个人就“吨吨吨”干下去一斤白酒，他就是再穿越一次也做不到。 和严肃想的一样，这次酒局也是他见过N多次酒局的那种。各种酒嗑、各种暗语，让他觉得不适。 “严先生学识在我们这里是扛把子的，我们这些下面的人都很佩服啊。连龟老爷都对你刮目相看。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想跟着你混才有前途啊。”严肃能料到他们会这样说，但是没有料到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会这么坦然，这么镇定若素，根本不需要排料的样子。果然是“官油子”。 有的人的恶是长在脸上的，但是有的人的恶却与长相无关。这些人中很少有那种张牙舞爪、面相阴险奸恶的人，反倒是那种混久了官场，说话有条有理、文质彬彬的人。甚至个别的长相俊秀、皮肤白皙。 “哪里哪里，我不过是花了点时间钻研了律法，跟你们相比，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啊。以后请不吝赐教。”
双方像交换太极拳套路一样互相恭维了一番。 现在严肃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怎样从他们那里套出关于杀人案的线索和档案。 严肃称自己最近胃部有疾，酒只能少喝为由，挡住了他们频繁的敬酒。 酒足饭饱，一群人跟着冒英奴背后到大堂结账。按规矩，他们还是要给意思意思给些银两的。 只有一个姓马的小伙子留在严肃正对面的座位，没有跟他们前往大厅。 严肃起先没有注意，只和他嘘寒问暖了一番。 只是小伙子反复拿起一根筷子，在桌上蘸水写字。严肃注意到他这个动作时，那边已经结完账了，催促他们两人离开。 小伙子迅速抽身准备离开，招呼着严肃一起走，并似乎无意间指着桌上写字的地方。 严肃起身，用眼神瞥见了他在桌上写的字。这个字是小马反着写的，严肃看的正好是正着的。 这是一个“姜”字。 小马看严肃已经看过，立即转身回来把这个字擦除。 “姜”？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群人呼呼啦啦走出酒店，各自作揖别过。 经过一番暗暗的打听，原来在县衙仵作里面，有一个姓“姜”的人。 严肃心里对小马这个小伙子充满了感激。 严肃第一次央求见小马的时候，被小马的衙门同事推说有任务在身，直接吃了闭门羹。第二次吃闭门羹的理由也是一样。但是第三次，衙门同事说小马在远在黑河的家中办理私事，但是这一次不同，他们给了严肃小马家的地址。 看着衙门同事板着脸不容拒绝的态度，严肃心里有少许不快，但是回头一琢磨，给了地址的原因，大概是让严肃自己亲自上门找他，避开这衙门人多嘴杂不清净之地，也就释然了。 严肃坐了半天马车，找到小马父母的家。尽管在出发之前，已经在他的小本本上写下了他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见面要询问小马的问题，但是在路上他脑子里仍然盘旋着无数的问号。 这个他推测的第二个第三者是谁？租房的人不是在眼皮子底下吗？怎么没有将犯罪的嫌疑往他身上想、调查承租人？遗书的笔迹做过比对吗？赵铁柱身体柔弱，是如何把张秀花的身体放到挂到房梁上的绳子上的？ 马车的背后是急速往后退的大片仍然覆盖着积雪的农田。有人晕车，有人晕船，严肃有点晕马车。他凭着毅力，并且强迫着自己想着春天时乡野该有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聊以欺骗自己胃里即将喷薄而出的早饭。 他不自然地联想到那个受害的金一品，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自嘲神色。他也是一个体质柔弱之人，可是如今他比很多本地人都要皮糙肉厚、皮实，能扛事。 一切都是由奸情而发。严肃又不自然地想起有个初中同学向他得意地卖弄自己的文字学——一切坏事，都是女的干的。“奸”这个字就是证明。 严肃知道这不过是祖先们造字时的无心之失罢了。比如“矮”和“射”这两个字的造字，就是完全颠倒了一个个——矢是箭，委是发射，合起来就是“射”的意思；而身是身体，寸指的是身材如寸一般短小，应该是矮的意思。 恶人对钱财的贪欲，或许还能让他们事先坐下来慢慢谋划、盘算，还得附加考虑不但不得手会怎么样、或者被抓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是，恶人对色的反应，往往可能是一瞬勃发的，而压抑住自己的这种欲望使它不像坝中之水决堤涌流，往往比压抑对钱财的欲望难度更大。对钱财的贪欲一旦生了根，也不会像色欲一样让人茶饭不思，为色而身体憔悴；也不像色欲那样毒害心灵、不思进取。但是最重要的，人一旦深陷色欲的泥淖，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情感和正面的品质，似乎都不重要的。 严肃想起来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子是大学同学、老乡。 他始终记得，那是大学宿舍都安装了固定电话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邀她出来看电影。 他永远也不会忘掉她用世界上最悦耳的声线说“好呀好呀”。等他将来老死在病床前，最愿意听的，就是让他的妻子再说一遍“好呀好呀”。似乎这才是他最满意的、一声最美好的句点。 他的妻子很美。他从未辜负她，也从未打算辜负她。 在《大地》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王龙的妻子阿兰，长相是这样的—— 皮肤黄黑、身材魁梧、颧骨高耸、肩膀宽大，有着一双男人才有的大手。 王龙还是感激上天给了他——一个被人视作最低见的农民——一个让被窝有温度，桌上有热饭菜，给他生儿子的妻子。 世人在本质上都是孤单的。世上除了父母嘘寒问暖的温度以外，大部分其他人的关心可能都是不冷不热的，或者说并非是出于衷心的。 而有一人为我而来，为我而在，向我奔赴。 在您期待的时间他/她出现在你的视线。 就这样，就这么简单，这个人就能如同摄了你的魂魄一样，仿佛他/她能知道如何掌控你灵魂的阴晴阳缺、风雨变幻。 就是这样一个“粗糙”的女人，即使她不说话，王龙在很长时间内也觉得自己的心灵饱满，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 严肃看着随着马车的前进不断向后退去的田野，一路上想了很多。 小马一直是生性耿直但是心思缜密的人。仗着自己的压倒性的“专业优势”，小马此前在姚县令面前就没少给他的事情掺沙子、使绊子，但是做的都很滴水不露，让姚县令知道他在“使坏”无可奈何。这倒不至于梗着脖子在姚县令面前据理力争，他只是时不时地以巧妙的手段把姚县令的指示“稀释”、“凉办”，让姚县令不能达成所愿。 严肃见到小马之后，小马没有马上向其他人一样对严肃一番恭维。小马知道没有必要，严肃也知道没有必要。严肃不是刑事法官或者律师。 但是，小马对严肃很热情地接待。此前同事所说他在家办理私事，不过是个幌子。 严肃还担心小马一如既往地“晾着”他，这下就放心下来。 但是，小马也没有达到和严肃掏心掏肺的程度。有的事情，他只是透露一二，有的事情，他半字不露。这也许符合官场上的安身立命之法则吧。 小马告诉严肃，很多证据在此前案发的时候都已经保留在衙门。如果需要翻案重来，严肃必须拿出最有力的证据。 小马提出的质疑，如果能让姚县令听进去一半，案件的办理结果也会截然不同，而赵金锁也不会被明正典刑。 小马给严肃指出了取证的新方向： 牛角尖刀不是赵家的。 现场发现了一个“限量版”的发簪，而秀花是不喜欢发簪的，也没有佩戴发簪的习惯。发簪也不属于金一品。 金一品的“遗书”是正楷字体，应该是凶手故意采用不太好鉴定的这种字体杜撰为他的遗书。 秀花牙齿上沾有一块肉皮，应该是在搏斗时从凶手身上咬掉的。 秀花脖子上除了绳子的勒痕之外，尚有明显掐痕，但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伤处的伤害就是致命伤而绳子的勒痕是她死后才产生的。 听完小马的话，严肃直觉上相信秀花是被勒死之后被悬吊在房梁上制造假象的。 至于这一点，严肃似乎感觉自己以前学过的司法鉴定知识可以施展拳脚了。 在大学里面严肃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 这大概与他复习考试的习惯有关。 别的同学都把从女同学那里弄来的、字迹最清晰、内容最完整的笔记抄下来，作为应付考试的资料。 只有他在教室里拿着法律教科书从头到尾一点一点地看。 有人说，这世界上只有偏执的人才适合生存。他不同意这个看法。偏执的人往往是接受现实打脸最快的。 《司法鉴定》课教材，他也是一幅照片一副照片地翻看过去。而这根本不是考试考查的内容。 在冥冥中，他想起了他翻看过的《司法鉴定》课教材中的图片，其中就有如果尸体已经白骨化了，如何判断死者系由于外力而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 判断的标准一个是舌骨大角骨折，一个是颅骨的颅底部分的颞骨岩部颜色加深（内出血）。 但是，这一切以县衙批准开棺验尸为前提。 严肃只能从较为不引人注目的小目标开始。 那就是调查那个发簪到底是谁的。 旧县令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逻辑是这样的——赵金锁因为奸情杀了金一品，秀花因为羞愧自杀，同时制造了现场并手写了遗书，使现场看起来像是金一品和秀花因为奸情即将泄露，无法成为长久的鸳鸯，相约自杀一样。 所以如果能够证明在其中有第二个第三者，就能够证明赵金锁并非是杀人凶手。 另外，按照原来的判决，赵金锁也并非是因为杀妻而伏罪，因为在清朝杀害正在发生奸情的丈夫或妻子以及通奸的第三者，是免罪的，而是因为他们所指控的杀害金一品的行为，是在奸情发生之后，二人正在床上躺着，因此这就在时间点上越过了“杀奸”所要求的法定时间点，属于因泄愤杀人。 严肃到出售发簪等饰品的店铺打听。店主了解严肃的来意之后，刚开始想事不关己，脸上浮起自己已经在这件事中的关系摘干净了，现在怎么又有人找上门来找茬的神情。但是大概由于对J夫Y妇的痛恨以及对被绿了又被冤屈至死的赵金锁的同情，他勉强地透露出这款全城只出售两件的限量款发簪的购买人的相关信息。 没有人强迫这么做。世上别人的遭遇，也不见得都得需要别人的同情。世人并不是命运串联在一起的电池组，一个人撕心裂肺的痛，对另一个人可能是风轻云淡。 但是，还是要相信大多数的人有一种对基本的正义的朴素向往。 有的人卖儿鬻女是为吃一口饱饭，有的人朱门酒肉臭、升官发财、起高楼。 地狱和天堂的距离，其实有的时候还不若在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卖视频店铺的老板似乎还想透露一些关于发簪购买人的信息，但是，他身边的妻子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他。 严肃使出在做法官和调解员时候所学到的取证本领，打听到这个人是一个科考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名字叫做皇幻宝，尚未娶妻，因为家境殷实，倒也活得自在。 皇幻宝的发簪怎么会落在奸情现场的门外面？ 严肃再次来到奸情现场。 原来孙德明嫌弃他的姑妈碍他和秀花两人的事，就在外面另租了房子，把他的姑妈打发出去。并且他用别人的名义另行承租了这个房子。 在街市上的房子一般都是联排的砖瓦房。此时这间房已经成为了“凶宅”，无人入住，房间内的陈设仍然存留着以前的遗迹。 屋内的陈设和一般老百姓房屋的陈设没有多大差异。只不过没有厨房。 严肃从奸情发生的外面的睡房走到最里面的一个睡房，这大概没有人住，因为窗户低矮，外面的门也是关闭着的，里面是黢黑一片。 但是地上躺着一个洗澡用的大桶。 这不奇怪，这可能是秀花洗浴用的。 因为墙壁都没有用石灰刷白，墙上的砖瓦参差作态，有的砖块因为不平整，看起来好像向犬牙一样向外伸出来，所以墙壁上有一个很小的洞口，也没有那么地显得异常，严肃刚开始没有注意到。 严肃思考了片刻。 严肃假设——一个大姑娘，洗澡时，被隔壁家的男子偷窥。这有没有可能呢？又有什么玄机呢？ 严肃回到江东，因为疲倦，感觉腿是在推动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地往前走。 他躺在床上，他把情节联系在一起，突然眼前一亮。 他这样推测——隔壁的男子为了能长期看到秀花的“裸浴秀”，就租了房子并在墙壁上凿开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洞，满足自己变态的偷窥欲？ 而在发生奸情的当天，这个垂涎于秀花的美色的男子，听到屋子里有争吵的声音，就赶过来观望？并且，有可能是揣着英雄救美的心思？而等到里面有人亮出刀了，进行撕扯打斗，他惊慌逃走，把发簪都不小心掉落在房子外面？ 但是，严肃还是有些失望，即使能证明这件事属实，皇幻宝也并非是真凶，他不过是一个看客。 并且，很有可能，黑灯瞎火的，他连里面行凶的人的面貌都没有看清楚。 第二种可能，就是皇幻宝是凶手，他租了隔壁的房间，就是为了让秀花一步步地落在他的手里。 但是，看到他长期与金一品通奸，他就起了杀心，并且在行凶之后，在逃离现场的时候把发簪不小心落在外面了。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严肃一问就知。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皇幻宝就会谎称是第一种情况，摆脱自己的嫌疑。 但是，自己的发簪在杀人案现场，他无论如何都有为自己辩解的必要，哪怕是编也要编一个理由。 不怕他说，就怕他不说。只要开口说，严肃就能发现他可能有的破绽。 严肃找到了皇幻宝。不出意料，皇幻宝刚开始矢口否认，发誓他和这个杀人案没有任何关系。似乎他一开始就看出严肃不是衙门的人，而是代理别人案件的讼师，所以他露出毫不露怯的神情，对严肃下逐客令。 严肃废了半天口舌，又拿出发簪向皇展示。铁证如山，而且这发簪是限量版的。他就是百口也莫辩。 皇在严肃的死缠烂打之下，终于透露出在案发当天晚上，他冲进去本来是要把秀花救出来的，发簪就揣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面。但是，当他看到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用手臂死死扼住秀花的脖子，秀花发出嘶哑的“嚯嚯”的声音的时候，因为惊怕，就逃离了现场。 这么看来，秀花是被扼住喉咙致死，完全符合严肃的推断。 至于那个身形高大的男人长什么样，皇说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根本没有看清楚。 皇描述当初的情景的时候，似乎身体仍在微微地颤抖。严肃推断他因为是亲眼看见自己喜欢的人遭此横死，内心惊惧和痛楚。 皇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女子，会有人会下这种狠手。必定是出于嫉妒。 这个世界上的人，天资、家庭背景、成就、长相、学历背景等都有参差。没有人没有尝过嫉妒的滋味。 嫉妒也是某种自卫自保措施和反应。所以当一个人有什么让另一人嫉妒的时候，另一个人说“我羡慕你”“我嫉妒你”，并不是一种恶行，而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 在一个理想社会里面，一个人生另一个人的气，这个人说“快打住吧，我快要生气了”，也是一种保护措施——不但保护自己的情绪，也保护另一个人的利益。因为，不论是羞于启齿或者有意隐藏这种情绪的人，都是把嫉妒和愤怒深埋在自己心底，从而为怀恨在心和报复提供了滋生的环境。 我们的社会应当进行这样的心理建设——嫉妒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优雅文明地表达自己的嫉妒和愤怒，承认自己的情绪，就会少了很多的无妄之灾。 我们似乎根本不习惯这种公开表达自己情绪的方法。也不知道，即使嫉妒别人，给别人台阶，数“一二三”然后出手，是文明社会文明人应该有的策略。 可惜有那么一些掌握着别人生杀大权的人就是不明白。 严肃很快说服皇和他一起来到县衙，向龟县令禀告了相关案情。 皇的口供是颠覆性的证据。龟县令也明显偏向于严肃一方的推断。 但是，除了小姜和少数仵作以外，其他的一些仵作和某些师爷，认为严肃提供的仅仅是“人证”，而这种重大的人命官司，没有可靠的证据，单靠“人证”，还是远远不够的。人证容易串供作假，但是物证则不会。 面对这些人的质疑，严肃申请开棺验尸——如果能证明秀花是扼喉致死，那么就能和皇的口供对上了，凶手就是黄说的那个高个男子。 这就好像开箱子抽奖或者是赌博一样。谁也保证不了会出现什么一个结果。 龟县令见严肃说的有理有据，就吩咐严肃和三两个仵作一起开棺验尸。 清朝时候的仵作的水平，似乎还离南宋宋慈《洗冤集录》的水平不太远，似乎只能判定死后焚尸、毒杀等有限的几种情形。这几个仵作也只是在案发现场验过尸，还没有鉴定白骨化尸体的经验。 几个仵作也是很茫然，因为他们也没有经验判定扼喉致死和上吊致死之间有什么差异。 但是，严肃胸有成竹。 古有所谓“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也”这样的说法。 似乎后者“见不贤而自省也”可以改变改变说法，即，见不贤而自信也。 因为见到贤者，会自觉差距太大，无法企及他的高度而作罢；而见不贤者，就能轻轻松松地稍一努力就超过他了。 所以，严肃认为其实一般情况下，见别人不如自己，才能给自己最大的动力。 在被聘请的民工挖掘开秀花的棺木之后，严肃和几个仵作开始下场。 严肃在心里对秀花默祷。 几个仵作看他口里念念有词，还以为他出于心里害怕在祷告神仙来帮他。 严肃只顾自在心里说道： 秀花，你受苦了。为你伸冤的时候到了。多多包涵。倘若你在天有眼，请指示我们怎样查到凶手。 当他回到县衙告诉几个仵作他心里祷告的是什么的时候，几个仵作哄堂大笑，拿似乎严肃是精神病人或者是弱智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秀花要是有这种神通，当初也不会被人杀了。”
严肃用手指搭在嘴唇上面，“嘘”了一声。 “你们可不要让秀花生气来找你们麻烦。”
几个仵作不置可否，没有再理严肃。 严肃相信万物皆有灵。 天空、海洋、陆地、动物、植物，甚至连石头、花花草草都有灵。 这种尊重是双向的。 他连自己的电脑和手机都给起好了名字。 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可能只有偏执者才能生存。严肃想，把我看成另类就把我看成另类吧。无需多言。 没有拍照的法医学手段，只能在验尸时做好笔记，作为唯一的鉴定手段。几个仵作和严肃清晰地看到秀花的遗骨上舌骨骨折。这在当代的鉴定手段中，大致上就可以判断被害人是由于外力导致死亡的，比如扼杀、捂杀、缢死。其中扼杀的概率要远远大于缢死。 但是，加上喉头软骨的骨折，那基本上就是扼杀的铁证了。 所以，严肃切切叮嘱仵作看清楚这两处证据。 同时，为了再上一道保险，严肃让仵作看了颞骨岩部颜色加深的现象。这也是判断死者系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一个证据。 在该旧案审理的时候，仵作其实早就发现了“八字不交”的证据。 八字不交指缢死者缢绳的着力部位在颈前部，绕向颈部左右两侧，斜行向后上方，达头枕部上方而形成提空，俗称“八字不交”。 缢死者的绳索是在脑后没有痕迹的，即，没有钩锁。 但是，随着旧县令枉顾证据、草菅人命、草草结案，以前留案的证据，在死者已经下葬几年之后，也仅仅具有辅助性的证明作用。 就像开盲盒一样，严肃事先笃定地在几个仵作以及龟县令面前下了赌注，如果他说的证据都不符合他的描述，那他就输掉了这个赌局，这个案件就此作罢。 让他格外高兴的是，这些证据都件件符合他的预期。 在开棺验尸完成之后，严肃给几个仵作开了一个“小灶”，进一步给他们解释勒死和缢死的区别。 几个仵作一时不能完全吃透他的理论，但是看到件件证据都得到了落实，就像看魔术师玩魔术，摸不着头脑兔子是怎么从帽子里面跑出来的样子。 虽然严肃赢了这一局“赌局”，但是还是有人怀疑这一切都是严肃的运气好，都是他蒙对了。 严肃气不打一处来，蒙对一个有可能，几个都蒙对有可能吗？ 严肃是未来穿越过来的大侠，而这些仵作是北宋宋慈的徒子徒孙。几千年前曾经领先世界的法医学，没有现代科技的助力，到此时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甚至到清朝还有倒退的现象。 龟县令也是骑虎难下。如果严肃不能澄清自己穿越者的身份，也就无法证明他说的一切都是属实、确切的，要比“八字不交”等原始的法医鉴定方式更为先进。 龟县令让严肃先回瑷珲城的住处歇息，等他下一步通知。 严肃命令在开棺验尸之前，给秀花的尸骨点上了一炷香。 这并不是真的相信秀花“在天之灵”在保护它们。 严肃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觉得这件事好像就应该这么做。 如果人死后就有了“神通”，那么生前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神通”呢？ 如果子女孝顺的话，就应该生前善待自己的父母，而不是等到死后大办丧事供奉他们。为什么他们觉得生前不善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就不会施展神通，憎恨并加害于他们呢？ 严肃回到住处，仔细地洗了澡。其实，死者白骨已经没有任何异味。正常人会以为身体沾了“晦气”，不洗不足以除去这种“晦气”。严肃没有这么想，他也不会这么想，即使这几天他脑海里甚至是做梦时，都梦见和尸骨相关的梦境。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白骨化的尸体。如果说没有恐惧，那是假的。 但是，他还是在别人面前装作那种见过大场面的仵作一样的“老油子”一样镇定。 战胜恐惧，也许像冬天洗冷水澡一样——先是用带有体温的手沾水擦自己全身的皮肤，然后，一点一点地加大水量，最后等身体适应了冷水的温度，再用大量的冷水冲洗身体。这个过程一点都不痛苦。 也许，很多人的勇敢，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没有谁一上来上天就给他一件扭转乾坤的大事。哪些被后人渲染为生来就雄姿英伟、英勇果敢的历史人物，可能也是一点一点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才走向自己的人生辉煌。 严肃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可能这件事也不会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都是仵作和衙门比较日常的事务而已。 隔了几天，龟县令找到严肃，和他以商量的口吻询问是不是可以有办法证明他的“舌骨大角骨折”等理论有什么依据。他以求知若渴的眼神看着严肃，似乎在央求他一样。这也不难理解，平时他下面的“技术骨干”都是一副看白痴的眼神看他，现在如果能证明严肃的理论要比他们的更有说服力，不啻是一种无言的反击。 严肃已经琢磨了几天，知道龟县令大概率会有这样的请求。 “办法可能只有一个，做一个动物实验。”
龟县令说道： “请先生不吝赐教。”
“就是用扼死一只狗的方式，看它是不是舌骨骨折。”
严肃很不情愿还得通过这样一种残酷的手段，通过杀死一只无辜的狗的方式，用作验证他的理论。 龟县令还是批准了他的建议。下令找一只野狗，用绳索扼死之后，解剖狗的尸体，验证严肃说的是否属实。 某些动物和人具有类似的生理机制，在扼死、缢死、溺死的时候具有类似的生理反应。教授法医学的时候，也通过观察某些动物的这些生理特征，来学习关于人的法医学理论。 结果很快就验证了严肃所说的属实。 那些把宋慈的《洗冤集录》和四书五经一起熟读的司法官僚，如果知道了严肃能有这一手，估计都得举起两个大拇指点赞。 但是，最把稳的策略，还是继续隐瞒自己的穿越人的身份。跟他们实话实说只能让他们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 他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知道的。如果上天一开始就告诉他承担的是一件把颠倒的乾坤再颠倒过来，估计他的心脏首先就受不了。 他的工作已经在提速了。但是，似乎还是不能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切入了别人的人生，可以影响甚至主宰他们，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只进去了别人愿意开放“访问权限”的生命中极小的一个切片，更遑论他们会让渡自己的主权由我们掌控。 在令人窒息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瑷珲城绝对不是一个腐朽的政治生态、腐朽的社会的例外。 龟县令似乎对动物实验的结果感到非常鼓舞。他随即下令正式对张秀花的案件开启重审。 这一回严肃不必为取证而反复纠结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就是不一样。 但是，要等到大快人心的结果，还需要等待司法的流程——审判，复核，再复核。 严肃作为一个学法者，知道“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这一类法谚。 但是，他还知道，社会和法律是一种皮肤与肉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作奸犯科的人之所以作奸犯科，和这个社会是文明还是晦暗有不可割舍的关联。 这好像“如果......不......”的法律推导一样。 如果郑德明知道自己长得帅而不招蜂引蝶，如果秀花不贪图享受，如果金一品不勾搭良家妇女，如果赵金锁能和秀花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那么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如果秀花不是负气外出，偶然碰到金一品以好吃好喝相引诱，如果她没有被人调戏，被郑德明英雄救美，也就没有后来发生的事。 但是，没有如果。 人就是这么短视，被自己的欲望驱使。如果一个行为的后果在一公里以外，那么他可能只能看到一百米以内。如果一个行为一连串后果有五步，那么他可能只看到一步两步。 法律尤其是刑法追究当事人的“恶意”。作为犯罪行为的前奏，似乎里面没有人都没有犯罪的故意。就这种主观状态而言，他们可能没有预见到自己行为的造成什么样可怕的后果。所以，假如把未来要发生的犯罪后果制作成视频、电影，放给他们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绝对不会继续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 行奸恶之事的人，如果对自己的行为的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了解十分之一，想必做恶事的时候也会有所犹豫，挪用社保基金投入股市的官员，如果想到拿不到社保款的老百姓呼天抢地卧床待死的惨状，也不会那么心安理得。发动不正义战争的人，必定是心如铁石，才禁得起那么多年轻人壮年人以身赴死家人经历呼天抢地的惨痛对他造成的心理冲击。 严肃回到大车店，这一回案件不可能即审即判，他需要等待。 第二节 战争赋予人杀人执照；严肃接的第三个侵权案件 沙俄的大“黄俄罗斯计划”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推行。谢廖沙的部队被部署到离江东不远的地方。 “黄俄罗斯计划”的重点，不是“黄”，而是“俄罗斯”。实质是以以人口换空间，通过殖民，试图将长城以北的地方都划归俄罗斯所有。 在俄罗斯内部，存在着鹰派和鸽派。鹰派主张通过武力逐步蚕食清朝的领土；而鸽派主张通过修建铁路和通商加强对清朝的影响和控制，所有就有了“中东铁路”的修建。 谢廖沙和他一样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军官和普通人，是权力金字塔的一个环节，在像上了发条的木偶机器人一样的命令与服从机制上，他们不是那个发条。起到发条的推动力作用的，是上层的意志，也就是沙皇和主张武力侵占清朝的上层军官的意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谢廖沙和严肃有了交集。 谢廖沙的部队，不可能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运送补给。而富裕的江东，为它们军队的补给提供了机会。他们奉命间隔一段时间强征中国老百姓，并且骚扰江东边境的村庄。 谢廖沙不能拒绝服从军令。但是他有他的办法。就是怠惰履行军令。 如果那时候有微信或其他社交手段，估计严肃和加谢廖沙之间会互加好友。 谢廖沙没有像其他指挥劫掠的某些军官一样，蛮横粗鲁，这给了严肃很好的第一印象。 谢廖沙来到大车店的时候，看到严肃屋子里的英文报纸。他拿起报纸看了看标题，饶有兴致地用英文询问严肃： “你能看懂英文报纸吗？”
严肃没有谦虚： “是啊，没想到你也会说英语。”
“我会英语和拉丁语。”
谢廖沙答道。
谢廖沙感觉到自己碰到了知音，他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竟然有人在看英文报纸。 严肃也感到惊讶，但是也没有特别惊讶。 就像那个听歌软件的广告一样，“如果你爱音乐，你就是我的朋友。”这不啻于古人奏一曲“高山流水”而能寻觅知音。 语言是毛，而语言背后的文化等一切是皮。虽然一种语言，可以如花之香，也可以如溷藩之臭，但是，总体而言，认同一种语言，一般都是奔着这种语言所体现的文明而来的。 如今有很多中国人反对深入学习英语，不知道是因为它香呢还是因为它臭。 谢廖沙军务在身，无法和严肃深入畅谈，但是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和严肃聊了几句，并说自己会常来探访他，并告诉他建议大车店店主偷偷把值钱的东西转移出去，这样以后可以少吃点亏了。 严肃接到了另一个侵权的案件。很多人都有好为人师的倾向，严肃虽然尽力克制住自己的这种倾向，但是，只了解相较之于现代民法而言如同尚在襁褓中的清朝侵权法的司法官僚而言，给他们灌输现代侵权法的理念，不是好为人师，而是必要的普法。 一个家仆刘明贵，牵着主人的一匹马，因为尿急，把马拴在一个匪盗猖獗的小区，被小偷解开马缰，但是由于这匹马性子比较烈，这匹马脱离小偷的掌控，横冲直撞，最后把一口井的井盖掀翻。由于这天下着大雨，路面湿滑，导致一个行人掉进了这口井里受了伤。原告就是掉进井里的人赵德顺。 赵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家境并不富裕。小偷被捉拿，但是小偷天生就是行窃为生，能不能吃上饭还得“靠天吃饭”，也无法给予赵充分的医疗费用等补偿。赵懵懂之间觉得那个家仆没有把那匹马管束得当，似乎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于是，就找到了严肃，看从起诉家仆后面的主人入手是否得当。 和大多数严肃的当事人一样，严肃不可能仰仗他们得到丰厚的“代理费”。是受人之托不愿意让当事人失望也好，还是他的本心就是为帮助当事人出一份力，寻求正义的结果也好，严肃几乎不图回报地代理他们的案件。 弱者不能报答自己，是大概率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弱者。但是如果因为他们不能回报就拒绝伸出援手，严肃不会这样做，这样做他就不是严肃了。对于有信仰的人而言，应该做到左手不知道右手施舍的事情，帮助弱者而不图弱者的回报，这是理所当然的。 严肃没有给出案件代理的输赢结果打包票，因为这是违反代理的法律要求的。他也没有详细地向赵分析案情。只是在他的起诉状中，把这个案件事实条分缕析，把背后的法律机理掰开了揉碎了。 这是一个需要考虑侵权行为后果是否符合“可预见性”原则的典型案例。由于在严肃所在的二十一世纪的我国，对于这个问题法律明文规定甚少，在实际裁量案件时，究问侵权行为和侵权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十分抽象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因此，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就十分宽泛。 问题是什么是“必然”？什么又是“本质”？ 一个人追杀另一个人，另一个人被逼跳进河里，因为不会游泳而溺亡。按照“必然性”原则，就是假定这个人追杀另一个人一定会成功的，即使另一个人会游泳，他也必死无疑。这符合客观事实吗？ 如果“必然”是“如果不......则不......”——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追杀另一个人，则另一个人不会溺亡，可能还能解释通一些。而“必然”则是“如果......则一定......”。两者有很大不同。 一个人把一捆柴落在了别人的一堆货物中，但是因为闪电而不是人为因素引燃了这捆柴，导致货物受损，这捆柴和货物受损存在“本质”的联系吗？ 侵权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不是没有时间和范围的“界限”的。它需要划出一个时间期间和一个范围，否则当事人要承担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的责任。因为，从理论上说，任何事故往前无限追溯，总是可以找到一个人或无数人要承担其咎的。所以，“可预见原则”就是这么一个划分何人承担侵权责任以及侵权责任范围的那么一个工具。 可是，如何判定什么“可预见”什么不可“预见”？ 刘把马拴在一个匪盗猖獗的处所，他有没有可能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人在一个社会中都负有向社会上“所有人”的一个“注意义务”。但是，这个义务被法律严格地限定了，以防止这个义务的无限扩张。即使如此，法律还是强调，一般人有一个“一般注意义务”，而没有这个“一般注意义务”只是例外。 现在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说，刘不慎把马拴在了一个几乎肯定会被偷的小区，他就应当为马不服管束导致人受伤的结果承担责任呢？ 有人说看“直接原因”是什么？直接原因是小偷的行为，而不是刘的行为，这样，刘就免责了。 但是这个“直接原因”不过是在刘疏于看管的行为造成一种马随时可能被偷的“状况”（condition）的基础上的一个“赋能”行为（act）。没有这个小偷，也会有那个小偷。所以，追究作出“直接原因”的行为的人对最终侵权结果的责任，往往并不合理。另外，刘不能因为后来的“最后的行为人”（last wrongdoer）——即，直接原因人，在本案为小偷——的行为，而违背自己对社会的“注意义务”。 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刘对自己的行为造成人员受伤——不论是马踢了人，掀翻了卖货的铺子，或者（就本案而言）掀翻了井盖并间接导致人掉进了井里——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预见性。并且，这种预见，是否是“非常不合理”的，非常“奇怪的”，在社会生活和人的常识上，是否是“非常的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小偷的行为——法律上定义为“介入因素”——是否是刘可以预见到的？ 很明显，刘应当预见到小偷偷马的行为。 这就像一个拉煤油的车在一个地方泄漏了一些煤油而没有尽到清除和提醒义务，那么，不论这些煤油是小孩子玩鞭炮而点燃的，还是闪电点燃的，或者抽烟的人不小心点燃的，都不能免除司机的责任，因为他可以预见一系列的这种“介入因素”存在和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刘的行为和行人掉进井里的后果之间存在“可预见”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确定满足“可预见”原则，但是刘可预见的是行人被踢伤、卖货铺被掀翻的结果，这个和人掉进井里的伤害后果完全属于两种性质，刘仍然应该承担责任吗？ 答案是肯定的。 从侵权法理论上，即使侵权后果的发生和侵权人所“预见”的发生方式不同，发生的侵权后果更为严重，发生的侵权后果和预见的侵权后果不属于同一个“种类”，侵权人仍然应当就该侵权后果承担责任。只要这种侵权后果“不是不可预见”的。 在刘把马拴在一个匪盗猖獗的小区的这一事实方面，在法律上就产生了刘和街道居民和商铺主之间的一种既定“关系”，而该关系中，就产生了法律上设定的“注意义务”。所以，这种注意义务也不是虚构的。这可以反向推导，如果刘把马拴在一个大概率不会被偷的小区，那么他就不会承担这种“注意义务”。 同时，就“可预见”的内容而言，发生马被偷而实施损害的可能性是“较高”的——较高的发生可能性以及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至于，由于天雨路滑，导致行人没有井盖的掉进井里，属于另一种“介入因素”——自然因素——也无法中止刘的侵权行为与侵权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如果这时候一个小孩——不论出于嫉妒或者嬉戏的原因——把一起玩耍的另一个小孩扔进没有了井盖的井里，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案件了。因为，这个小孩属于“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刘的“预见”范围不能无限制扩张到第三人会实施犯罪行为这一种情境。这是“可预见”原则的例外之一。 严肃洋洋洒洒地把自己的意见写在诉状上，这就很不“典型”。一般的诉状不会在法理上阐释这么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篇幅。 严肃并不想把诉状变成一篇小作文。 他也没有改变这么大一个国家积重难返的司法弊端的野心。 我们都不能改变身边的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何谈改变世界？ 因为，人性的DNA的改变，牵扯的是更浩大更艰苦复杂的工程。 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肯定无一例外地认为专制制度是最适合自己的，至于是不是适合全天下的黎民百姓，则毋庸考虑。 赵德顺见严肃分析得有理有据，愈加十分地钦佩他。 “严先生，我们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有见识的人，你这些学识都是从哪里学到的？”
赵问道。 严肃回答： “都是一些粗浅的道理。其实一切都是从良心出发，什么法律啊什么大道理啊，只要是从良心出发的，就准错不了。”
严肃说的是心里话。法律寻求的就是“正义”，当然有的时候也寻求“效率”和其他法律原则。 “我们老百姓就是希望像你这样的包青天多一些，日子才会更好过。”
严肃讪讪地回答道： “包青天可不敢当。”
包青天可是有信仰的人。 人世间的正义观念还是稍显粗糙。对于有信仰的人，比如包青天，正义是头等大的事情。 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中国人自古以来实践的是“伪善”和“伪正义”。如果是无权者，就会在遭遇不公平的事情或者看到他人遭遇不公平的时候明哲保身、隐忍偷生；如果是掌权者，就会把权力肆无忌惮地最大化地发挥效益，践踏公平。而熟读四书五经遴选出来的仕者，全然缺乏公平概念的培训，有的只是效忠朝廷、恩威并施于百姓，让百姓不敢干出点什么出来的理念。 “什么时候严先生到官府任职，我们也更有盼头。”
严肃想要接过他的话，但是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能让他不要抱太大的幻想。 “到官府做事需要有门子。我一个没权没势的人，有谁会看上我啊。”
他叹息到。 “官府也有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
“没错，但是我总是给官府添麻烦。天天替别人伸冤，人家估计都烦死我了。”
严肃答道。又把话题扯回来： “你的案子希望还是有的，你是在理的，关键就看官府认不认这个道理。”
他也不方便把他和龟县令之间的惺惺相惜的那种关系亮出来。这种事，他是要永远烂在心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