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龙桥村工作的岁月
1996年我回到龙桥村，在村办企业负责两年后，到村委会任职，担任村委会委员，治安民调主任。 2000年7月我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2001年7月5日，我刚转为正式党员仅4天即被提拔为村党总支副书记，这在唐旺乡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005年8月，在我村被划入广林经济开发区但行政体系仍属唐旺乡管理之时，原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调任唐旺乡党委书记，推出了公推公选的人事改革新举措，拿出乡政府三个科室科长的职位，面对全乡机关和基层村干部选聘，我在30多名参与人员中排名第四落选，但由于前三名全部是机关干部，仅我一人是基层干部，乡党委担心引起基层各村的质疑和不满，专门由负责党群的乡党委副书记找我谈话，明确将我的职级提升为总支书记待遇，但职务仍然是总支副书记，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提职不挪位”，并于次日发文，再次开创唐旺乡历史上的先河。 2006年，龙桥村行政体系划入广林经济开发区。2008年8月我被任命为宦桥村党总支书记，同年年底村委会换届选举，我兼任村委会主任，成为广林经济开发区六个村、一个社区（开发区基层干部戏称为非常“6+1”）唯一“一肩挑”的基层村干部。而在十年后，“一肩挑”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常规要求。 尽管我刚毕业时是高中文化不算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学历普遍提高，现如今的年轻人大学本科已经不稀奇，要想找个好工作必须得985、211的才行。2004年至2012年我参加省委党校的学习，经过八年抗战，我分别拿到了大专、本科和在职研究生的文凭。在党校的学习并没有耽误我多少的工作时间，平时偶尔听听课，考试都是开卷，大专和本科我都顺利过关。但研究生班就麻烦了，每个月两天的课程都要点名签到，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两节以上将取消考试资格。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件头疼的事，我在省委党校穿梭了七、八个来回，充分听取省委党校专业指导教授的谆谆教导，将近两万字的论文经过反复修改、润饰后方才得以新鲜出炉、勉强过关，并且通过朋友介绍刊登在国内的期刊上，顺利拿到了研究生文凭。 2012年8月，我迎来了人生中一次命运的转机，但我却坐失良机。 彼时广林区委组织部大张旗鼓地在全区开展人事改革，实行公推公选，拿出乡镇、街道副职和机关部委办局副职共计20多个公务员岗位面对全区机关干部和基层村、社区干部“公推公选”，要求本科学历、45周岁以下，当时我虽然还在写省委党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没拿到研究生文凭，但本科已经符合条件，根据区委组织部的要求，符合条件的必须报名，于是一没后台、二没背景的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个名，哪知道我竟然一路过关斩将杀到最后。 我报了个信访局副局长的冷门职位，总共有42人报考这个职位，8月20日首轮文化考试淘汰了22人，20人进入第二轮群众选评；8月28日群众选评揭晓8人进入区机关党政干部和基层干部联合测评；9月5日，在区委大礼堂进行竞职演说和专家提问，最终决定前3名进入决赛。9月12日，由区委常委对前3名进行票决，决定各个职位的最终人选。 9月6日广林区委组织部在其官网公布了前三名名单，在信访局副局长一栏的前三名公布了3人的名单，第一名许燕，女，广陵食品工业园办公室主任；第二名王南风，广林经济开发区龙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第三名，李同磊，广陵经济开发区拆迁办主任。 9月8日传来消息，食品工业园的许燕退出公推公选，由其所在单位解决副局级职务。由此，信访局副局长变成了我和我在开发区的同事李同磊的两人的竞争。平时我和李同磊的私交甚好，在拆迁交地工作中积累了深厚的感情。 9月9日，说客上门了。此人是我的领导，现任广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成高青。成副主任在开发区分管拆迁、征地、建设和三农工作，与我的工作多有交集，是李同磊的直接分管领导。早上九点多钟成副主任连自己的专职驾驶员也没用，亲自驾车来到我的办公室，成副主任接过我给他沏的茶，问道：“南风兄弟，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我答道“从87年我刚参加工作算起，25年了。那时你在唐旺乡农业公司工作，还是一名办事员，后来你的进步很快，从农业公司副经理干到经理，再后来被提拔为副乡长，2008年又调到开发区做副主任，一直是我的老领导。”
成副主任说道：“我们之间既有工作关系，也有兄弟情谊。实话对你说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跟你商量” “有事请讲”我应道。 成副主任又呷了一口茶，说道：“今天我是为公推公选的事而来，说句良心话，你和李同磊入围，是我们开发区的荣耀，但我不想你们两个人为这一只为争得死去活来。我分析了一下，李同磊比你年长2岁，今年刚好45，如果这次选不上副局级，那以后就没机会了，而你不同，根据区委会议精神，这次入围前三名的都被组织部列入后备人才库，将来优先提拔任用，明年、后年你都有机会。”
成副主任扔给我一支大叶子（黄金叶天叶），接着说道：“再跟你算一笔经济账，你到信访局做个副局长，年薪也就八、九万，信访局是个清水衙门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奖金、油水。但你在村里做大太爷就不同了，每年工资虽然只有五、六万，但拆迁、交地奖金还有综合奖，少说也得有十二、三万吧，加一起总收入将近二十万。你此时到信访局工作，经济损失不是一般的小”。 我略作思忖，感觉他说得有一定道理，再加上我的另外一个小算盘，就是当时还没有八项规定，公款招待很普遍，那时候来客招待、接待烟酒都不需要个人掏钱的，这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成副主任接着说道：“我的想法就是你把这次机会让给同磊，你看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地说道：“你领导既然这样说了，我肯定服从。”
成副主任赞许地说道：“还是南风兄弟格局高，讲大局，这样，晚上找几个人我们聚一聚，你看安排在哪里？”
我说：“那就安排在玉红河，吃粤菜吧。”
成副主任说行。说完就在我办公室用手机给各路神仙拨打电话。到了晚上我才知道，成副主任请的客一是我们竞聘单位信访局的正副局长两个人，二是组织部的二把手常务副部长兼人事局长和组织部干部一科的科长两个人。再加上成副主任、我、李同磊三人，晚上就餐的人数共七人。 成副主任的套路太深，通过晚上的酒宴，让组织部的人亲耳听闻我放弃竞聘，让我在常委票决前提前出局。而且当天晚上的饭局是我买单的，事后总有一种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感觉。 实际上当时我做出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我只算了经济账没算政治账，只算眼前账没算长远账。到信访局工作最起码能解决可遇不可求的公务员待遇，而且十八大以后公务员工资待遇节节攀升，一个副科级的信访局副局长工资待遇如今也逼近20万一年了。更何况如果当时到信访局，也就没有后来朱时曲疯狂报复我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