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之卒不可轻动。”
杨嗣昌一本正经的道： “那辽东皇太极定然是许诺了贺今朝什么东西，才会促使他加快称王的脚步。 辽东战事再拖下去，最该拖不住的便是皇太极。”
“难不成我大明就能拖下去吗？”
陈新甲针锋相对的喝问。 即使杨嗣昌是皇帝的宠臣，他也不在乎了。 其实除了激进派以及逃跑派之外，大多数廷臣都觉得这两方人马过于激进。 不过是新旧兵部尚书之间的争端。 当年贺今朝即使横扫三晋，朝廷主官部门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们竟然以为是小股叛军骚乱，相应自愚，相率自安。 内阁票拟谕旨的时候则是写着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 现在贺今朝才称秦王，算个屁的紧急之事？ 关外的鞑子都能称帝了！ 况且这些年来，那些反贼可没少称王，连什么扫地王都有。 真是徒徒让本官笑话。 崇祯手底下的人分为激进派、投降派，以及中间大批的摆烂派。 尤其是以陈演为首的内阁成员，皆是无所谋划，以受贿闻名。 这些人在大明官场才是大多数。 故而他们对于大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依然的麻木不仁。 毕竟连锤匪在京师的门面担当，孙传庭还花钱与他们结交。 贺今朝将来若是想要治理天下，自是用得着他们。 这是一部分官员浅显的想法，不要以为他们通过八股文考上进士之后，能有什么更好的智谋！ 而京师内的有些官员，则是在打着另一个主意。 那就是贺今朝实力日益强横，他们今后还有更多的路能走。 凭借他们的才高八斗、口若悬河之才。 贺今朝这个秦王将来入主京师，定然会爱惜他们这种不世出的才能。 那便又是一种飞黄腾踏。 县长是哪个他们不在乎，只要自己能当县长夫人就好。 所以大明摆烂的官员一种是无意识的，一种是有意识的想要为长久的打算。 他们都是准备效忠新朝的！ 所以一旦崇祯出现什么政策，自是极力阻挠。 他们自认为也算是为“锤匪顺利接管大明天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就是不晓得贺今朝将来能不能认他们“做出的功劳来。”
贺今朝也晓得孙传庭在京师加大力度腐化大明官员。 所以更加耐下性子在山陕汉中四川等地培养大批量的吏员，以免将来再被这群蛀虫抓到机会。 周延儒又重新审视了许鼎臣送来的奏疏，贺今朝在太原称王，改年号为大锤，正式表明他取而代之的勃勃雄心。 周延儒捏着奏疏的手都有些颤抖。 作为重新启用的内阁首辅，他心中明白大明如今到了什么地步。 京师外围重镇大同、宣府根本就不是锤匪的对手，很可能会一触即溃。 自从嘉靖年间以来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大明储存有限，专务节省，惜小误大。 就连卢象升在宣大屯田的土地，如今也归了别人，而不是被用于抵御锤匪积粮作用。 去年宣大斗米卖到二钱五分（银），士卒月粮每石给银七钱，仅仅可以买米二斗八升，却缺支数月。 以至于军士嗷嗷待哺，身无完衣，腹无饱食，马无草料，器械等物均坏。 先前卢象升所做之事功亏一篑。 大批士卒纷纷逃亡锤匪，祈求收留能够给一口吃的。 当初大明与锤匪之间相互议和，陈新甲特意加了一条逃亡人需要互还。 但锤匪仿佛忘了这一条。 而陈新甲忙于和朝臣、皇帝、洪承畴拉扯，根本就没时间顾及。 底下的官员更是没胆子前去讨要。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大明东拼西凑给身在辽东的洪承畴支援，自然会短缺了其余各处。 从大同到蓟镇的大明士卒过的是什么日子？ 就是给一升口粮还要掺糠秕沙子。 冬天也没什么衣服穿，又冻又饿。 谁还给大明守边效力啊？ 周延儒知道情况所在，现在他对于贺今朝称王非常惧怕。 他再看看眼前的皇帝，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 据说他已经几天“愤惫不食”。 此时，崇祯当着大臣的面哀叹: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得天下， 到了现在全都要失去了，朕将来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列祖列宗？ 朕愿意亲自督师同锤匪决一死战，即使是战死沙场也没有什么遗憾，但朕就是死不暝目！”
“臣等死罪！”
众多臣子急忙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杨嗣昌也长叹一口气，皇帝的心弦已经要断了。 以前谁要说大明要完，他指定极为激动的驳斥。 现在竟然自己说出来了，足以见得崇祯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好不容易在辽东看到了曙光，结果贺今朝硬生生的来插一脚，非得踩碎了皇帝心中美好的憧憬。 可崇祯的命令，不知道踩碎了多少人的憧憬。 现在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朱由检才知道后悔？ 就如同罪犯一样后悔的不是他做了错事，而是后悔被抓住了。 崇祯说罢，痛哭流涕，忿忿地责问： “贼势如此，无人承任，府库殚竭，将如之何？ 卿等能否为朕分优？”
毕竟你们都说臣有罪，那你们指定有罪！ 内阁首辅周延儒赶忙抢先表态： “陛下，锤匪若是来袭，臣愿意代帝出征。”
朱由检不假思索地道：“南人不可用！”
予以回绝。 在他心中，此时更加相信北人，尤其是从锤匪那里逃回来的官员。 尽管他们在领兵打仗也颇为废物，比如丁启睿、傅宗龙、邵捷春等人。 谁知道崇祯给出这个理由，内阁大臣有不少都是南人。 内阁次辅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作为山西人的李建泰顿首启奏：“主优如此，臣不敢不尽力。 臣乃晋人，颇知贼中事。 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
崇祯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一听此话大喜过望： “卿若行，朕当仿占推毂礼，亲钱之郊，不敢轻也。“ 李建泰何许人也？ 他是山西曲沃县人。 天启五年进上，风骨峭拔性情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因为家乡遭祸，愿以家资佐军，有意出征，常与同官谈及此事。 这种话自是传到崇祯的耳中。 现在听他说出来，崇祯当然求之不得。 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 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车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然而时至今日，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 连日来大同的情况愈来愈不妙，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更不用说收复山西了。 数年以前锤匪实力并不猖狂，山西城防有残坏城邑，墙垣多矮薄，居民寡落，储备空虛，苦于力不能支。 至于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密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 但是贺今朝却是在山西随攻随破、不攻自破的情况时常发生，让朝廷认为是大明惨状。 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 惶惑无知百姓，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凭城拒守者尽数屠戮。 因此贼尚未薄城下，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 不忠惧死守城县令以及苟且偷生的士绅，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 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山西动向:“秦寇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城池已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
就是整个山西都落入敌手，再派人前去有什么用？ 即使如此，崇祯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 他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坚决辞谢。 崇祯只得命礼部另议。 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 驸马都尉厅玮代帝以特牲告太庙。 崇祯来到大殿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 然后朱由检乘驾前往正阳门城楼，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 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真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阵阵，旌旗招展，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 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武臣坐在西摆九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 像是提前吃席一般！ 朱由检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 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乐声响起，崇祯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道:“先生此去如朕亲行”。 想了想又嘱咐道：“卿即朕，朕即卿，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斩后奏皇权特许！”
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崇祯又把自己手书的“代朕亲征”敕谕盖上印章，赏赐给李建泰。 李建泰捧过敕渝，赶忙拜谢，崇祯把他扶起。 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披上宫锦。 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护送下，离开京师，向涿州进发。 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 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对他进言：“相公此行当兼程抵雁门关，联合山西巡抚许鼎臣收拾人心，为固守计，以蔽神京。”
程源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太原攻略，以及三晋、三关的具体建议，凌炯颇以为然。 反攻山西大业指日可待！ 程源建议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雁门关，确是当务之急。 雁门关一日陷落，大势已去，再难以挽回。 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 毕竟咱老李也是看过兵书的！ 他也想要联系到自己的家人，把埋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招募士卒。 但是按照他这种速度，等贺今朝率领锤匪攻占湖广，他都不一定能赶得到雁门关，更如何救得了山西! 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 “打锤匪，爱谁去谁去，爷他妈的不伺候了！”
这趟不仅没有油水可捞，还得把小命全都给送进去。 京营这帮人可深知自己是几斤几两，绝对打不过锤匪。 更不用说只带一千五百人就想着去收复山西？ 想都他妈的不用想！ 再不跑就没机会。 代朕亲征以及尚方宝剑屁用没有，毫无权威了。 而崇祯也多是为了试探贺今朝是否要出兵，所以就指定山西人回乡号召领兵。 就在这时，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搜罗废将，联络三边”，中策是“恢复潼关，收拾河南”，下策是“分信守河，静以观变”。 他特别强调：“辅臣李建泰督师，是代我皇帝出征，举动系天下安危，事事须费详酌。 居然堂而皇之地坐身南下，难道不怕流寇窥我虚实？ 且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 当事者应该呕心沥血筹措实兵实饷，切勿以为推毅有重臣，便可袖手旁观了。”
应该说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但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与朝廷决策者并无二致。 都把防守重点放在京师南翼——太行山一线。 几乎都忽视了京师的北翼——宣府大同一线，以为宣大有重兵扼守可以确保无虞。 崇祯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命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就是南下保定，真实地流露了“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在宣大。 即使保定不支，还可调宣大兵之半援助畿辅。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迅速，充其量只能阻挡贺今朝率领的偏师，而他一旦进攻京师率领的主力恰恰是从宣大一线直逼京师的。 再加上他们以为的宣大的重兵根本没有！ 何况李建泰出征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姿态，只带了一千五百禁军出发，兵员与粮饷的补给都要就地解决。 在如此紧张形势下，岂只是画饼充饥！ 更何况贺今朝此行是往湖广方向进兵，根本就没想着一鼓作气打下京师。 还打算让明清之间相互消耗呢。 朝廷连锤匪最基础的形势判断都无法做好，那所有的应对都是个几把！ 事实正是如此。 李建泰一出京师，立即陷人步履维艰的境地，地方长官都害怕他来征兵索饷，拒绝他进城，弄得堂堂督师辅臣威信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