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简单聊一聊刘门或刘门教是不是宗教。清代的《国史馆本传》把他收进了儒林列传里面，显然定位是一个儒士。现在，学术界有教门和学派两个阵营，各有理由和证据来解析槐轩学派，对刘沅是儒还是道自然也没有统一，有人称他为大儒，有人称他为高道。实际上造成这一困扰的原因和清代正统道教没落，民间道教的发展有关系，大儒们研究道教的越来越多，刘沅也差不多这样，而且取得的成绩还不错，再写点文章，发点论文，后世评价他有一个词，“著作等身”，是一位难得的高产作家，所以才搞得大家分不清他的身份。其实，这个问题在槐轩学派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比如刘沅的四世嫡孙刘伯谷（刘咸炘长子）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们刘家人向来不认可刘门教这种说法，至于刘门，那也只是一种自古都在用的，表示师承系的词，这并不否认，意思是说，刘家人是否定刘门的宗教性质的。暂时不说刘伯谷的观点是不是代表了刘沅或者整个刘家全部人，这种说法显然不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大家说了，你们刘家人否认也只代表你们的一个态度，但是刘门教发展二百年来，早就不仅仅是刘姓自己家里的事了，而且客观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否认了就不存在的。事实上呢，从刘沅到他的子辈、孙辈，对于宗教性并不否认，而且有很多的言行都是有着明显的道教味道的。不过综合起来，实际上刘门不是没有宗教性，但也不能简单当作宗教团体来对待，而是具有教门和学派两方面的属性的，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刘沅，才是客观的。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刘沅是教主吗？或者说他想不想当教主？从刘沅遇野云老人，静一道人两件事上看，稍显传奇吧，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这两件事，假如这是刘沅自己虚构出来的，那么就是宗教界惯用的神化自己的手段，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并非纯粹学者，宗教界可以说他是在“修证”，是有创教潜质的。事实上呢，在内部让门人静养，编纂《法言会纂》，都看得出道教的影子，都是道教对他的影响。传统道教科仪中行法时要请三宝，就是道、经、师，而刘沅改造的三宝成了道、经、法，道就是内修要旨，经则是经书，法则只限于法言坛的道士内部用，这意味着什么？要想在刘门法言坛上亮相，必须要加入刘门，这样才可以登坛作法。根据一些资料统计，解放前，还有大约一百多位这样的道士活跃在成都市区。在刘沅的注疏中，有不少道教典籍，比如在《性命圭旨》中说：尽泄乾坤秘，璇玑本自然。几人窥造化，翰运法周天。其中还包括讲金液还丹、铅汞、火候、抽添等等内丹术语，不但在他的注疏中有大量这样的论述，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对道教的那种尊崇也是随处可见的。有学者说刘沅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讲内丹修炼的功法，他让门人们打坐、诵道经这事也没有详细记载，是不是他只是了解一些内丹功法，但没有修炼呢？马西沙研究员曾经亲赴巴蜀，找到刘沅的后人，下功夫考证过一番，掌握的情况是刘沅当年曾修炼一种称为九段功的功夫，门内只口授，且要求不得外传。具体行功的细节不讲了，大概和刘沅批注的《性命圭旨》中的九节功相仿佛。他对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不但承认，而且认为问的所谓的礼其实是道，因为周礼在鲁国王府就是齐全的，何必跑去找老子问呢，所以实际上是向图书馆长问宇宙万物之理。这样，实际上老子和孔子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道儒本就一脉相承，是相通的。去过青城山的道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上清宫老君殿里面有一块匾，“李实孔师”四字，就是槐轩门下的颜楷所书。第二、法言坛和《法言会纂》说明什么？其实，造成学术界这个困扰的最大原因并不是《槐轩全书》中关于道教、关于内丹的内容，而是刘沅搞的法言坛和那部《法言会纂》。《法言会纂》的定位是道教的科仪书，所以很道教，里面有驱病、谢土、请水、谢火、斋醮、仪范等，什么怎么救度先祖，怎么丧葬才科学，鬼神是怎么回事等方面，显然不是大儒应该研究的内容。法言坛呢，法会在延庆寺里举办，刘门兴盛以后，延庆寺就成了刘氏家庙，成为刘门教宗教活动的中心，寺庙不但被扩建，还供上了文昌帝君。刘门的道场法会举办得非常频繁，每年是九次，门内称为“九会”。九会分五次大型的和四次小型的法会，大型的为期4天，小型的为期3天，有固定的名称和日期，比如正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称上元会，七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称为中元会等等。每一次法会都有固定的斋醮仪式，主要是为幽苦众魂悔罪恳恩，配合烧纸钱、救幽文、脱生符等仪式。在九皇会还要举办礼斗、祈寿活动，在佛祖会还要举办放生会，无论从法会的举办时间选择还是内容、活动的举办方面，都有着浓浓的道教味道。据说，延庆寺里的这位文昌帝君的样子就是参照刘沅塑的，其中寓意明显，刘沅就是文昌星转世呗，这种神化方式是不是很熟悉？所以，就算刘沅不想当教主，但是弟子门人也想让他当教主，也在把刘门往刘门教方向演化。还拿《法言会纂》来说，这是刘沅60岁以后口述，由弟子刘芬整理而成的。刘沅自己说过为什么要整理它，原话不引用了，大概意思是说他看到乡亲们祈禳时太不正规了，甚至毫无道理，低俗、荒唐，对于一个大教育家来说真的看不下去，一个正统儒家为什么会关注这件事？还不是对宗教有所关注？所以他就让弟子们找来了道士们的斋醮科仪的资料来加以改造，这就是《法言会纂》的由来。当时他是54岁，也亲自实践组织过几次法会，所以法言坛由他创建是事实。无论当时刘沅自己，还是他的儿孙、门人是否意识到这是宗教行为都不重要，总之说明刘沅具备了创教的潜质或无意识地创教行为。这一点刘沅的孙子刘鸿典有一句话其实道出了玄妙，他说：“余病中尝梦考生平功德，乃以创教法言羽士为第一”，当然他并不是说自己是创教的人，显然认为爷爷当年搞这个法言坛就是在创教了，这么看来，当年刘伯谷说他们刘家人不承认刘门的宗教性显然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其三，刘沅的儿孙们，特别是历代掌门人是否有宗教行为？因为刘门的掌门人都是列入法言坛的文昌谱第中的，刘沅的身份是文昌帝君，称为清阳上帝，和他的号是一致的。第二代掌门人刘松文是慈惠广佑帝君。第三代掌门人是刘梖文，他掌门期间开辟了新津老君山的根据地，期间扩建老子庙，搞过一些宗教活动，并写过一些明显是宗教性质的作品，他的号是慈愿救世天尊。第四代掌门人是刘咸焌，号是三元宫大道星君，还有个无妄道人的道号。是不是很值得玩味？刘咸焌接任教主以后，正值军阀乱战期间，孙培吉也到了他的门下学习，在刘咸焌的带领下经常集体打坐静修，据说可以静下心来，不用想战乱的事。同时，还会带着大家到延庆寺设坛，大家一起诵经，多的时候几百人，然后各自为自己祷祝一番。刘咸炘在《告法言道士俚语》中说：“法是从道发出来的，要能体道有得，才能行法有效。若单说个法字，不讲道字，那法就成个假排场，就不灵了。”
其他子孙也有宗教方面的研究或活动，就不一一列举了。实际上，法言坛在刘门发展中很微妙的处在一个重要的环节上，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相对是松散的，但这个法言坛却让刘门的这种本应松散的状况变得紧密起来，好像两条相互平等但又影响的线，其中滋味需要细品才会感到妙不可言。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建国以后，刘家人在刘门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核心，但法言坛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刘门内部，有些弟子会做些笔记，时间长了就会流出一部分来。比如有一本《法言学习记录》的秘传抄本，其中有这样记载：“道不高，身不修，则法不灵。道统法，法依道，道为一，法为二。”
还有一光绪年间的举人孙培吉，他有一本日记，记载了从18岁到74岁的各种事，其中就有大量和刘门有关系的人和事，涉及刘沅、刘梖文、刘咸荥、刘咸焌等，对于研究槐轩学派，研究刘门有很大价值。其中就提到，入刘门学习丹法，需要遵守五条十五戒，然后学习气功、凝神打坐等。最后，刘门到底是儒是道？其实上面全是表象，是儒是道还得看灵魂本质，所以得通过表象去研究刘沅、刘门的理论思想，当然这是个大课题，不是这里能讨论明白的，只能简单讲一点皮毛。道教是讲性命双修的，所以在总结“性”的理论同时，刘沅指出不能忽略命，性命圆融才是根基，显然和道教的性命双修互通有无吧。在此基础上，刘沅还提出了理、气、神的概念，而且和精、气、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理是指的天理，气则是命，或者说是生命的本质，而神则是主宰，这套理论当然并不是他的原创，包括朱熹、张载这些牛人都研究过，不过以前大家都没有把这三者放到一起，没有加以提炼和升华，所以学者们说刘沅的养气功夫貌似传承自儒家，但实质上根还是在道教。具体到功夫方面，刘沅的养气主要在心定，他说：“养气者，收放心于至善之地，心定静而气亦安，浩然之气自在，所谓有诸己矣。内外交积而至于充实化神，则心纯乎天，气亦无毫发之不粹，此为心不动，此为正心，古圣人皆此功也。”
刘沅所谓的气实际上是一种先天而来的生命形质，各种呼吸之法是不能养神的，也不会和七情六欲这些影响有关系，所以养气就是养性、养心，也就是他的性命一如的思想，也是槐轩一派的不传秘法。入了刘门，如果想学这些功夫，不但要对天发誓，还要严格遵守各种戒律，这又是区别于传统儒家而更像道教的一方面。槐轩学派并不排斥道教和佛教，承认老子和释迦牟尼都是圣人，而且三教都可以在人性、伦常方面达成一致，归根于性命学说。无论叫槐轩学派也好，刘门也好，刘门教也好，我们可以简单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刘本并不是纯粹的学术团体，学说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第二，刘门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民间教团，是有着相当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的。之所以至今学者们还在争论刘门或刘门教的问题，无非就是这两点，所以，明白了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性，再争论下去其实没什么意义，就算刘沅在世时，拿这个问题问他，他都不一定给一个确定答案。实际上刘门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学术团体并非个例，由于没有足够的完善严密的组织、执行能力，传统儒家思想在引导、约束底层民众方面总是弱项，而宗教在这方面恰恰是有着优势的，于是借助这种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思想，构建自己的理想国度，是有着理想和追求的儒士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吧。下面，要讲的太谷学派，同样有着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