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繁华之后的疯狂，南宋的道教发展总体上算是正常了。到宋孝宗赵昚，这位史书上评价为南宋历史上“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的皇帝，“即位之初，锐志恢复”，无论结果如何，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想法首先是有的，这一点是必须给予表扬和肯定。对于道教，孝宗个人表示说我是非常崇信的，史书对他的好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对于宗教也算是有比较正确、清楚的认识。在《续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乾道四年（1168年）的某一天，在与大臣李焘谈话的时候二人聊到了科举，孝宗表示道士也好，和尚也罢，如果他们自己在深山老林里餐风饮露，追求仙道也好，礼佛念经也好，这些都属于个人行为，对国家本就没有什么危害，可是如果让他们参加科举，那绝对是脑袋让门夹了。科举事关一个国家的兴亡，选拔的是治国的人才，佛经、道经是什么？用它们让国家修仙礼佛吗，能变出粮食来，能打退敌人吗？孝宗这么说绝对不是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也不是偏激的。他本人“尤精内景”，至少对于道经是有很深地了解，所以他清楚道教的本质，才会主张政教要分开，其中也离不开高宗的治国崇道政策对他的影响，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道教在发展的同时，并没有过多参与到政治之中。实际上孝宗崇道的表现也离不开老三样，无非就是修道观，笼络一批道士以及对道经的整理。首先是在搞工程建设上，现在的新领导上任最喜欢搞土建，孝宗也一样，上一章提到高宗修建显应观是因为那位崔府君，孝宗时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地位，显应观也派了专人负责日常的管理，同时还增加了观里的道士，至于田产之类的也没少给。其他的诸如天庆观、崇道观、桐柏宫等同样有所表示，除了经常亲自去宫观里视察工作，烧香敬神，日常修缮的银子也没少给。第二是他身边的道士圈子，经常诏见的道士有刘烈、莎衣道人、袁宗善、留用光、欧阳士鼎、颠仙傅得一等等，这些道士的生平就不多讲了。孝宗除了和这些道士谈些炼养、道经以外，他还经常参加一些祈禳、斋醮仪式，除了向满天神灵求保佑，就是求雨之类的。第三是在文化方面，孝宗亲自操刀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著名的《原道论》，很明显是针对前面讲到过的韩愈那篇《原道》而写的。韩愈的反佛反道比较偏激，前面讲过他主张对佛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三光政策，孝宗显然是很不以为然，所以崇道的孝宗站在三教一致的立场上，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具体内容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来读读。孝宗的结论是“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皇帝的大作问世以后，大臣们立刻拜读，然后儒家就感觉不好了，比如史文惠、程泰之等人就通过各种方式向孝宗表示您这篇文章不合适，得改改，要不然后世会被人诟病的。孝宗听完了，表示你们说的有道理，那这样吧，我把文章的题目改成《三教论》吧，这已经很显得他虚心纳谏了，至于改里面的观点，那怎么可能。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就是道藏方面，由于徽宗时期弄的《政和万寿道藏》毁于金兵入侵的战火中，于是孝宗又组织道士收集、抄录原来的《政和道藏》。据说这部道藏是福州孝光观的珍藏，被孝宗征用来的，然后安排道士抄录、整理，并进行必要的增添，历时六年，最后于淳熙四年（1177年）编成《琼章宝藏》，并赐到了各地的道观里，这是宋朝第六次整理道藏。另外，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孝宗也曾经滥发度牒。徽宗时道士太多了，主要是度牒发得太滥，导致了道士队伍质量也下降了，所以高宗曾经停止了度牒的发放，一度曾造成道士锐减。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时又恢复了度牒的发放，可惜他没有练到收发自如的高深境界，结果又有点失控。孝宗即位以后，于隆兴二年（1164年）先是加强了度牒的审核，不过效果不明显，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人口分布。于是在1178年孝宗说“朕甚不欲给降度牒，当渐革之”，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孝宗的崇道态度。既然是提倡三教一致，那么孝宗对于佛教的态度如何呢？详细不多讲了，实际上对于佛教，孝宗比道教更加崇信一些，或者说更偏袒一些佛教。不过他的态度很明确，儒学可以治世，而道、佛则是精神层面的，不能干预政治。通过前辈们毁佛灭道的那些实例可以看出来，根植在社会中的宗教是不可能被毁灭的，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要善于掌控，把佛教和道教向着有利于统治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引导。孝宗之后，怕老婆的光宗和儿子都早夭的宁宗先后统治了南宋三十几年，道教话题寥寥，一笔带过。接下来进入了宋理宗时期，据说宋理宗的血统不是很纯正，关于他的生平、功业之类的不多讲了。南渡以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道教自身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道教发展上表现出了整体上愈加世俗化的特点。在三教融合进一步深入的政治大环境下，在理宗的支持下，道教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来，符箓和内丹进一步融合，三教融合的加速，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学和禅宗的内容，从而世俗化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理宗时期，和道教有关的有三件事值得讲一下，一是天师道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统领了“三山符箓”，二是理宗和女冠吴知古的故事，三是涉及了一部道教经书《太上感应篇》。道教符箓派传承最为久远，也公认最为正统的三派，分别是龙虎山的张天师家的正一派、阁皂山的灵宝派和茅山的上清派。三山符箓的三山的概念提出时间，学术界普遍认可是北宋哲宗时期，徽宗时曾有统一这三山的想法。事实上，在北宋时期三山以茅山为主，前面讲过上清一脉经南北朝及唐代发展，影响力已经极大，就连天师、灵宝同样也在学习上清的道法。虽然上清派一直坚持上层路线，这很成功，不过在整个南宋时期茅山宗共出了十五位宗师，名气是不小，皇帝也接见，但除了蒋宗英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著述留下来，学术氛围远远不及南北朝和唐代。随着道教的世俗化，比较接地气的龙虎山在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天师道除了有皇帝的重视，民间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张可大和理宗关系是非常铁的，时不时的就开着宝马从龙虎山跑到杭州来见皇帝，帮皇帝举办斋醮法事，为皇帝缓解内忧外患带来的巨大压力。就这样，在宝祐二年（1254年），理宗下旨，“敕提举三山符箓，乘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事”，算是官方上宣布正一派的江南的道教的龙头老大的地位。1262年，张可大早了理宗两年辞世，理宗极为重视他的身后事，专门安排丞相江万里亲自撰写碑铭。至于理宗和女冠吴知古的不得不说的那个故事，在《宋史》中有很多记载，而且多是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吴知古的生平暂时还不可考，北宋为什么宠信她的原因也没有记载，所以这一直算是一个谜。道友们都知道，宋朝是一个极重祖宗礼法的时代，早在北宋仁宗时期，1039年曾经有过一道算是家法的命令：“禁皇族及诸命妇、女冠、尼等非时入内”，而这位这吴知古“出入宫禁”，而且是达十多年之久，加上她还有招权纳贿、干扰朝政的行为，牟子才传里记载吴知古恃宠而为自己侄子吴子聪走后门弄官的事情。于是，一干士大夫们，包括李韶、牟子才、杜范、杨栋在内，纷纷给理宗上书表示您要自律、自爱啊。比如杨栋说：“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
如果仔细研究这些记载就不难发现，这些大臣们反对吴知古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这个女道士只是宫里掌管焚香祝天这些宗教事情，为自己的侄子走个后门弄个小官儿当，古往今来这算什么事吗？之所以拿她来说事，要看到问题的本质。纵观这些给皇帝的意见书，里面都会带上一句和当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危机有关的话，就是现在内忧外患，国家都已经这样了，您老人家就别总天天不务正业了，该“自省”了。女冠事件的并没有取得一个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理宗没有表现出上位者高高在上的虚怀若谷的素质，大臣们的劝谏多数时间根本就装没听到，甚至生气的时候还会把大臣开除回家，其幕后的原因究竟为何就无据可考了，但让理宗和大臣们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显然是个高难度的课题。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对这个国家放弃了呢，当然是不可能的，比如《太上感应篇》这部道经的推广，就是他们在努力的一个证明。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太上感应篇》的名字，它曾经频繁出现在仙侠、修真小说里的一部经书，在小说里被套上了一层无上神秘的面纱，至少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喜欢修真小说的道友，可能在一些小说中看到过太上感应、冰心诀等的功法，一般为以一种非常正统、高级的秘法形式出现，实际上道教的《太上感应篇》并不是一篇道家修行的功法，更谈上修仙秘法，而是一篇很朴实的劝人向善的短文，甚至有人称他为古今第一善书。这部经书的作者、时代都不可考了，记载较早是出现在《宋史》中，北宋末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宁作过赞，徽宗时期收入了《政和万寿道藏》。到了南宋初它就开始广为流传，明清时期更是成了畅销书。理宗时，临安天一宫道士胡莹微自己打算刊印了一批《太上感应篇》。这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道士，付诸行动之前他给理宗上了一份《进太上感应篇表》，打算借皇权推动这次行动。理宗看过以后，欣然采纳，而且还亲笔提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大字，由此胡道士版的《太上感应篇》凭空增添了官方正统的威势。此后，名儒大官们纷纷为这部道经作序，希望借着这本小册子为自己增加一点名望。那么为什么皇权、儒家们会推崇这篇道教的短文呢？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理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的压力巨大，没有安全感的不仅仅是底层的百姓，皇帝也一样。所以为了给脆弱的心灵一点安慰，理学产生了，封建伦常被本体化了，仁义礼智信成为了道德标准被推广成为宇宙的法则。《太上感应篇》虽然是道教的经书，但其内容是建立在三教合一上的，它吸收了儒家的伦理观、道德观，当然这同样也是道教世俗化的一个表现，所以《太上感应篇》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庆元党禁以后的门户矛盾之中，理学一直活跃在边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来自蒙古人的文化威压之下，理宗时期的理学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统”地位。特别是在1241年，理宗敕令全面接受理学，同时把周惇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列到孔子从祀名单之中，这就是说南宋已经全面接受了理学的伦理观、道德观，而《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和在道教中的地位，恰好符合当时“文明扩张”的需要，成为对抗蒙古人的军事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当然了，《太上感应篇》内容的通俗、简洁，非常适合传播，百姓接受起来也非常容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关于《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其中列举的很多善恶标准就算放到现在也适用。理宗以后，南宋就日趋没落，加速灭亡了。宋度宗赵禥是个酒色皇帝，也很幸福地死在了酒色上面；宋恭帝赵隰成为了忽必烈的俘虏，还被强制出了家；宋端宗赵昰也没能和高宗那样的幸运，没能再开创一个南宋来，流亡途中被吓死了；末代皇帝宋卫王赵昺最可怜，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当了两年皇帝就投水殉国，也标志着宋朝的落幕。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皇朝更迭，百姓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旧接受着封建统治者的剥削，道教也积极适应着不同的领导的统治，为发展、为生存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