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宋元这四百年历史，中国好不容易从五代战乱中挣脱出来进入统一的发展阶段，随着金代辽南侵，北宋灭亡，历史又重回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随后又是元代的短暂的统一，道教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历了北宋的繁华，金代新道教的兴起，元代的三教融合，这又是一段如何精彩的发展历史，出现了多少精彩的故事和卓越的人物，下面先从北宋的开国的两兄弟开始说起。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道友们应该没有不熟悉的吧，960-976年在位，也算是一个手持蟠龙棍的英明神武的马上皇帝的形象，他的生平就不多讲了，我们只谈谈他的宗教政策。在跟随柴荣征战天下的时候，赵匡胤本来是非常信仰佛教的，对于道教则还没什么感觉，直到黄袍加身以后。赵匡胤的皇帝是怎么得来的道友们都知道，作为后周的禁军统帅，说他是皇帝柴荣最为信任的大将也不为过。赵匡胤亲眼见证了柴荣限佛的全过程，也亲眼看着柴荣亲手去毁掉了那尊谁都不敢去碰的镇州大悲佛佛像。那时那刻的柴荣是否心里有过害怕谁也不知道，虽然他说即使佛祖亲来也愿意看到他为了天下百姓这么做，但在古代真敢对佛像下手的人，是需要大勇气的，就算他是一国皇帝。这件事对于赵匡胤来说，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深刻，所以当他看着柴荣因为胸口生疮最后痛苦地死在北伐路上的时候，想得最多的可能这就是柴荣毁佛像遭到了报应，更加加深了他对于佛教的敬畏和信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同样跟随在柴荣身边的赵匡义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当然了，关于柴荣的死因，正史记载不多，后世想探究的人不少，结论无非就是累的、病的，还有人说是赵氏两兄弟下的黑手，甚至有人想到了佛教派出了高手暗杀等等，看看这些东西还是可以适当调剂一下大脑的。在赵匡义的策划下，当赵匡胤在陈桥被披上那件黄袍时，他心里是否也对满天的神佛祷告了一番，感谢了一番，并许下了种种好处呢？反正他960年正月兵变称帝以后，立刻就宣布把他的二月十六日的生日那天就确定为长春节，并在相国寺举办了一场大型生日party。这还不算，他同时宣布要剃度8000人出家，算是对佛祖表达一点点的谢礼？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崇佛礼佛的举措实施，比如对四川转运使沈义伦说你该孝敬孝敬朕了吧，于是沈大人就急吼吼地送来了一部用金银字写就的《金刚经》来。再比如又组织人编修《大藏经随函索引》，曾出版过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木雕版的佛教经典《开宝藏》，这是当年玄奘取回来的一部大藏经。还有赵匡胤还曾派内侍去普贤道场峨眉山装修佛像，派157个和尚组团去西天取经，规模可是比唐三藏的取经队伍壮大得多了。966年，河南进士李蔼不信佛教发表了一篇《灭邪集》，赵匡胤知道后大怒，把李进士给流放了。如此等等吧，足够说明他对于佛教的崇敬之心了吧。如果说赵匡胤对于佛教的因果报应是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他同样对道教的天命观有了新认识，也不再无视道教的存在，开始认真接受并考虑利用道教，特别是道教的天命做些文章了。相传陈抟很早就见到过赵匡胤，那时对他说过“此真命也”的话，只是赵匡胤当时还没有任何称帝的想法也就没往心里去，这也难怪，在柴荣的光环下，这得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生出取他而代之的那种野心？但是众口铄金，说的人多了，听的多了，总会让人有些想法的。《宋史》中记载了术士苗训也曾在赵大北征时说过“视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意思是你代周这就是天命，不代都不行。想必类似这种赵匡胤话没少听到，赵匡义同样也听了不少，所以当天晚上陈桥兵变时，赵匡胤便顺着苗训的话说：“有天命者责任自为之，不汝禁也”，要说他没有当皇帝另干的野心，那只能说是在柴荣病重之前的事，至于以后有没有，这就太明显了。当然了，在五代十国时期，一个没有能力带领那群兵大爷四处征战的小孩子是不可能得到他们支持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现实得很，谁能够带领着大家走得更远，跟着谁更有前途就拥护谁，而赵匡胤就是能代替柴荣带领大家谋幸福的那个人，而不是那个小皇帝柴宗训，就算他是明主柴荣的儿子也不行，这种事在五代真的是太正常不过的了。赵匡胤当然也不能吃相太难看，所以道士送上的“真命”天子的理由就拿过来用吧，反正也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大家呢，也感觉面子上都过得去，所以呢就有了宋朝。宋初经过五代十国之乱，国家急需休生养息，迅速恢复生产，这样才能让统治地位稳定下来，上面所讲的那些崇佛礼佛的政策就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样，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不要过度加重百姓的负担，不要过度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对于当时的国家稳定、建设和发展来说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几年以后，赵匡胤向洛阳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请教养生之术时，老道士给赵匡胤上了一堂无为而治的理论课，最后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赵匡胤回想了以前所取得地成就，深以为然。第二年，赵匡胤又派人去请来了精通老庄、易学的王昭素来问养身治国的方法，王昭素的回答很简练，中心思想是“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这句话后来成为了赵匡胤写在屏风上的座右铭。每当遇到天灾，主要是水旱灾害时，会请莱州高道刘若拙来设坛施法，“其法精审，上甚敬之”，后来一想每次都请来请去的太麻烦，干脆就封了他一个左街道录的官，以后就把他留在开封了。除了与一些高道来往，并虚心向他们请教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以外，赵匡胤还在全国范围内重修了很多宫观，比如首都开封的太清观就是他那时重修的，而且还赐了一个新名——建隆观。总体上来说，赵匡胤对于道教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谨慎的，在利用道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道教的管理。从而奠定了道教在北宋初期的健康、平稳发展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