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接着聊李隆基和道教。如果想把一件工具运用到得心应手，至少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和磨合，要想把宗教利用好，作为统治工具使用好，同样也需要深入了解他，所以，李隆基对于道经的搜集整理和编纂等工作是极为重视的。即便是出于研究、了解的目的去接触道经也难免会被一些内容吸引甚至喜欢上它，比如当年李治就很喜欢写青词、表章，然后让道士们在祭献、祈祷时用，李隆基同样也喜欢这个调调，这就带动了一批文人、大臣竞相仿效，从而反过来又提高了道经科书的文学水平。道友们可能比较熟悉宋、明两朝有很多皇帝尤其喜欢青词，特别是嘉靖帝，也涌现出很多写青词的高手，比如著名的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在《水浒》中就有宋江让公孙胜写青词上奏天帝的情节，《喻世明言》里也有关于青词的情节，这里就不多说了。为了进一步整理道经，李隆基登基不久后就下诏太清观的史崇玄等首都的诸位名道，联合昭文馆、崇文馆的大学士们，一起对各方收集来的数千卷道经“讨论义理，寻绎冲微”，最终编纂成《一切道经音义》一百四十卷，并亲自为此经作序。后期，又派人到民间各地广搜道经，最后于748年勘订成册，即《三洞琼纲》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也有学者称七千三百卷），由崇玄馆缮写，再统一散播出去。这就是历史上第一部道藏，也称《开元道藏》。从名字上来看，同样是按三洞十二部来编纂的。李隆基所做的这些不但推动了道教向着义理化深入发展，唐代佛教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老庄思想盛行的影响，隋唐时期逐渐出现的"重玄派"也如同打了兴奋剂似的异军突起，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后面会专列章节细讲。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到唐僖宗（就是被黄巢追着四处跑的那位马球明星）时期，全国官方控制的宫观就达一千九百多，度道士一万五千多人，从侧面说明了道教的兴盛。不过有学者对杜光庭这两个数字表示怀疑，认为真实数值要远远不止这么少，宫观至少在4000~5700座，道士应该在28000~39900人左右，这还不算那些没有注册的野道士和野女冠，相关的学术文章就不再引用了。唐玄宗开元年间修过一部法典《大唐六典》，简称《唐六典》，名字取自《周礼》，指治、礼、政、刑等。其中记载了全国道观有1617所，这一数字与杜光庭的记载相近，理论上说这一数字还是更可信一些。同样，其中还记载了全国佛寺共5358所，这样看来，佛教的势力还是远远大于道教的啊。通过这些数字，如果说李隆基是一个完全迷信道教并且排斥佛教的人就有点不合理了。实际上，从种种迹象上来看，他的心目中道教和佛教同样都是为了服务大唐的统治而存在的，人总是需要精神上的寄托的，国家就离不开宗教，所以，佛教同样是统治的工具，没有理由不用的。李隆基的治国理念，虽然是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为中心，这从他起用的姚崇、宋璟等与他政治观点相同的贤相上也能看出来。初期是为了尽快解决武则天当政时的穷奢极欲、滥刑苛政而造成的社会危机，要想让大唐重振，恢复老李家的往日荣耀，必须要继续抬高老子和道教的地位，进一步神化李唐皇朝，这完全是一步政治牌。而他的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简政轻刑、与民休息的政策，也都恰好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很快就实现了“开元之治”。这也只是说明统治阶级需要道教发展以更好地为统治提供服务，所以才有崇道的表现，并非是说明就信仰道教，佛教亦同。说到武周时期的滥刑苛政，突然想起来一本书《罗织经》。686年正月，武则天羞答答地表演了一出还政于睿宗的戏码，然后才志得意满地临朝称制，这样给自己立牌坊的行为，自己也怕天下人都不服气，所以这个喜欢玩弄权术的女人先是搞出一个征集意见箱出来，“置铜匦受密奏”，接着又“盛开告密之门”。只要是来告密的，不管你是农夫还是打柴的都能得到召见，然后是重赏加封官，就算最后查出来你是诬告也不治罪，于是天下兴起了告密狂风。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受到重用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如鱼得水，害人无数，“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来俊臣就是在当时写出这本《罗织经》，表现了他出神入化的害人的功夫，可谓震惊了古今中外啊，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翻翻这本奇书。表面上道教是国教，受到皇家的全方面的扶持，但群众基础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增长上去的。唐玄宗的确是把道教举得很高，但也没有过多来打击佛教，只是从寺院里取回被他们侵占的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政治，而不是为了打击而打击。对于佛教的这种态度，也和唐玄宗曾经信仰密宗有着一定关系。佛教的密宗兴起于玄宗时期，是由天竺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僧人开创，吸收了古密教的经咒、婆罗门教、大小乘教，所以并不是什么创新的教派，但他特别注重现世享乐，还鼓励纵欲，不用守五戒，玄宗一听，嘿，这个不错啊，于是就接受了不空的灌顶，皈依密宗。另外，道教还是比较注重与上层阶级的关系，佛教则有更多的注重发展底层市场，群众基础更好，这也是两教规模一直存在差异的一个原因。前面提到过，唐玄宗成长在武、韦专权的时代，一直生活在连生命都没有保证的环境中，从小就聪明地借助道教谦柔安身，所以很幸运地躲过了杀身之祸。登基以后，更是把道家的理身理国思想运用如意，开创了开元盛世。不过在晚年，却用无为思想给自己的懒政怠政不作为找借口，受不了奸佞的糖衣炮弹，腐化败落，搞出了个安史之乱，害了老婆害了自己，更害了国家和天下百姓。但是深入研究李隆基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学术界都认为唐玄宗崇道，但他是否真正崇道，道教在他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这里面更多的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就不多说了，推荐一篇文章，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陈金凤教授的《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盛唐随着安史之乱的转衰，道教也不可避免得受到了影响，虽然后面的每代帝王同样不忘大圣祖，道士们也受到种种优待，但不再可能达到高武和玄宗时期的盛况了，直到唐宪宗和武宗，同样受了法箓，道教算是还有一次短暂的小兴盛吧，不过这也是建立在佛教被过度打击之上的表象罢了。这里还有个小插曲，753年，大唐即将经历安史之乱走向衰退前期，长安城来了一个日本使团，大使是藤原清河，除了正常的外交活动之外，还向玄宗表达了要请鉴真和尚去日本小住几天的想法。鉴真东渡这件事儿道友们应该都从中小学的课本里学过吧，但这背后的小故事估计了解的差不多了。玄宗说让鉴真去你们做客没问题，另外我这里还有很多道士也想出国旅游——嗯，交流交流，正好有这么个公费出国的机会，就跟你们一起去吧。没想到人家日本人却来了一句“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可能感觉直接拒绝太不给强国老大面子了，然后又是说船太小，超员了，反正就是不同意。在强国老大表示不满之前，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留下春桃原等四人学习道法，然后回国后把道教这些理念带回国，至于您想强行安插道士去日本还是算了吧。这后面的背景实际上很复杂，就不展开细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日本的安藤更生、森公章、东野治之等学者的文章，里面有更深层次问题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