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着科技的进步，两教相争也同样刺激着双方的发展，随着矛盾的逐渐升级，强龙逐渐占了上风。于是，道教只好寻找盟友，联合了儒家，共同以夷夏之论来攻击佛教这条强龙。此时的相争就不是谁当老大，谁是正统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驱逐、消灭外来文化的层次了。顾欢是一位南朝的儒、道兼修的著名思想家，算是一位上清派道士，只是没有受箓。顾欢虽然是中年以后才开始精研道学的，但无论儒学还是道学，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水平，主要作品有《文集》三十多卷，《夷夏论》《治纲》《老子义疏》等。《夷夏论》是他在467年发表的，在《隋书》等很多史书中都有收录，算得上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由于顾欢的道士身份，他自然会站在道教的一方，对佛教表达了诸多的批驳，文中有很多对佛教具有侮辱性的语言、比喻，甚至谩骂，总之就是尊道贬佛吧，并在最后给出了“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夷之法”的结论。实际上，在严达提出的主优客劣的观点，就明确表明了老子是自家人，创立的道教那也是自家的，佛教呢那是从西边来的，在我们这里任由他们发展，受益的还是西方，这就是夷夏之辨，所以顾欢虽然在《夷夏论》中表示会同二教，但却依旧表明道教才是最适合华夏的。当然，他的论据很多，比如其中之一就说，佛是破恶的，道呢，是兴善的，一个是出了问题以后加以解决，另一个是从根本上防止问题的出现，你说谁更好呢？另外就是他提出的“下弃妻孥，上废宗祀”，佛教的出家的行为，对上是不忠，对家是不孝，也直接击中了佛教的要害。至于佛教的过度扩张，与国争利，也是最终被灭佛的根源。此文一出，宗教界、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士人和道士们当然是击节叫好，纷纷点赞，朋友圈转发。可是僧人们就不愿意了，人家都指着你的鼻子开骂了，这要是都能忍，那就真成了忍者神龟了，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佛教方面的反击，由此第一次大规模的佛道之争“夷夏之辩”开启。针对《老子化胡经》《夷夏论》等这些道教界的恶意攻击，大和尚首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你们那都是满纸荒唐言好不，弄得我们一把一把掬那伤心泪，不，此处不应该流泪，应该是怒气值爆表，明明是你们道教处处偷学我们，我们一直被模仿，就是有信心不会被超越才不打假的，你们还反而颠倒是非，你们不知道“天下大术，佛术第一”吗？众高僧纷纷发表文章反驳，《弘明集》中就收录了五篇代表作，可见当时的火爆情形。甚至有位叫慧通的大师还说了，你们道教的老祖宗、老神仙老子，那也是我们的佛祖派来的，为了教化你们，你还别不服，就连儒家的孔圣人，那也是我们家佛祖派来华夏的。当然，参与反击的并不是只有和尚，还有大量信仰佛教的士人高官，比如刘宋时的袁粲等，这在前文提及过了。当时主要的反击作品有《与顾道士书》、《咨顾道士夷夏论》等。由《夷夏论》引发的佛道间的夷夏相争，虽然涉及范围很广，表面上也非常激烈，实际上双方总体上还算是很克制，争斗也还是以地位高低为中心，都没有相互攻击对方的义理。吵吵更健康，天天面对经书，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双方在相互攻击中还能不断地完善自己，改掉那些自己熟若无睹的毛病，怎么看都是一种双赢的好事。不过，与这种夷夏为中心的白刃战相比，楼观道派提出的主优客劣的观点就显得温和得多了，因为主和客是可以共存的，只是要排个座次出来，我只是想当老大，你安心当二弟就OK了。当这股辩论风波还没有冷却，南朝悄然完成了朝代更替。南齐时，又有一篇文章《三破论》新鲜出炉，无异于火上浇油，再次捅了佛教的马蜂窝，引发了夷夏论的第二波辩论高潮。《三破论》作者不详，内容上继承了顾欢的很多观点，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伦理等角度系统地、全方位地对佛教发起了攻击，说佛教之祸猛于虎，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由这三破展开，深刻剖析了佛教的扩张带给华夏的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危害，作者大哥甚至大骂胡人“不异禽兽”，言辞之锋利更甚于《夷夏论》。当然，这位大哥也绝不是仅有骂街泼妇的那种低级的攻击手段，同样从佛道的教义、死生的态度等方面深层次地分析了二教的不同，当然是使劲抬高道教，贬低佛教了。此文一出，和尚们立刻红莲业火冲天而起，纷纷向各大媒体投稿，于是《辩惑论》《灭惑论》《释三破论》等相继出炉，要让天下的和尚们听到反击的声音，也向天下的士人和道教界的老道们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这次相互诋毁的辩论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北周时，道安和尚（和西晋的道安不是同一人）还写过一篇《二教论》，可见当时佛道间的斗争还在继续。进入第二次夷夏论之争以后，佛道双方就不再是温和地辩论了，而是没有底限地斗争了，总之就是互亮刺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刺刀出来了，那就肯定要见红了。佛教反击最强烈的就是南朝玄光和尚的《辩惑论》和甄鸾的《笑道论》，这些攻击也直指道教的缺陷，从道教的长生信仰、炼养、科仪、组织、经书、常被农民起义利用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加以抨击，比如说道教有“五逆六极”的罪恶，时刻不忘记提醒统治阶级道教的黑历史。此时的佛教界的大和尚们甚至不承认道教的合法存在性，说除了我们佛教，华夏大地上只有一个儒家，这是我们佛教界承认的，至于你们所谓的道教，只不过是儒家的一个分支罢了。当然了，佛道之争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就不展开了。两次夷夏之辨，二教相争，最终结局反而是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完善，人家说你有什么毛病，如果是事实，不是你一口否认就能行的，大家还都是有身份的人，基本的面皮还是不能丢，不能耍无赖那一套，所以嘴上不承认，私下里还是得想办法补救吧。比如前文提到的寇谦之和陆修静，就是在道教的义理不完善、经书数量、质量比不上佛教这方面感到压力，想办法完善，直到三洞经书的目录和体系出来以后，道教在经籍方面才勉强能够和佛经相抗衡了。过去也好，未来也好，历史上佛道双修的，儒释道三修的道士不在少数，别人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就是自己的，弥补了自己的缺陷或不足，这是自己的进步，没必要不承认别人的长处。北周武帝时，为了儒、释、道的问题没少开会，会上你来我往，拍桌子、扔靴子吵得也可以了。皇帝呢，支持儒学自然是没有疑问了，因为还要靠大儒们帮道统治国家和汉民嘛，少数民族嘛，知道自己治国是不如儒家的。至于佛、道，终归还是要看有没有用处，这才是决定位次甚至是否消灭的根本。前面提到过，甄鸾给皇帝写了篇《笑道论》，道安和尚也写过《二教论》，此时就不是含蕴地说你不如我好了，而是直接攻击道教种种不是，希望通过说服上层来打击道教。面对佛道这种长期的争论不休，547年五月，北周武帝干脆下令同时废除佛、道二教，这下也就不用再听你们吵架了。但是呢，由于王延和严达等楼观道士和皇帝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对道教的处理就成了“自五岳观庙外悉废之”。这就有点耐人寻味的意思了，更有意思的是，不到一个月北周武帝又敕建了著名的通道观，让田谷十老搬进新居，开始编校道经，对道教偏袒得都不加掩饰了。因此，我们说梁谌的《西升经》打开了佛道之争的潘多拉魔盒（学者们多数还是认为《西升经》出自梁谌），之后，“田谷十老”中的严达、王延二位更是积极投身到了这个伟大的斗争之中。特别是王延，是佛道之争的主力军，并且凭借着自己深受北周武帝的尊重，在他的灭佛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了，对道教偏袒得也不能太过分，当时在通道观中，入住的实际上并不止田谷十老这些道士，实际上还有很多佛教和儒家人士，皇帝的意思还是希望别一下子把佛、道全打死了，但你们这样争来打去的又太烦人，现在大家住在一起，看看有没有可能统一战线，“谋大道之归一，息争端之迭起”，大道归一嘛，就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先不论这三教人士天天在一个院里是互相看着不顺眼，还是相互虚心探讨对方的学问，总之，皇帝给提供了一个有可能让三教相互了解、学习的平台，就算是对大局无益，也许个别人之间还能擦出火花来呢。不可否认的是，楼观道派还是主人，在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经过了佛道之争，楼观道派进一步确定了西北道教中心的地位，也由此，楼观道派不可避免地把老子西升化胡之说作为了基本教义之一。随着历代掌教、高道们的努力，经过长期参与佛道之争的进步，楼观道派形最终成了自己鲜明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政治思想。最后，简单归纳一下，作为楼观道派和佛道之争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一是对宇宙的本原的认识，《西升经》中反复说虚无是万物根本，是自然和道的根本，这与《道德经》的无是自然，是道的思想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以无为贵，以无为宇宙本原，无、自然和道又是三位一体的，这可以说是经过和佛道的辩论后，对老子的思想的提升。二是在人生观方面，对人生的态度、生死、形神等方面的论述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西升经》中提出了“神生形，形生神”，“形神合同”等观点，当然了，这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热点话题。三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完全地继承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总之，《西升经》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了老子的道，差不多是道教史上最早的在义理上有所突破的经书。最终，夷夏之争是一个双赢的结局，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短板，私下里高僧高道相互成为挚交好友的不在少数，相互学习嘛。当然，夷夏之争并没有结束，期待后面再相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