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陶弘景和寇谦之作个对比的话，二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都借助了皇权发展了道教的规模和势力。陶弘景经过十几年的官场历练，虽然没有爬到位高权重的位置，但对官场、对政治、对时局的洞察力却极高了。在齐末时，他很适时地选择了归隐，然后又在最恰当的时机，借助天下大变之时，接近并取得了萧衍的信任和支持，最终提升了自己在道教的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南朝的道教领袖，也为茅山宗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南齐末年，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歌谣，其中有一句是“水丑木”，具体是谁编的，出于什么目的，咱们就不追究了。等萧衍率领大军到达一个叫新林的地方时，应该离茅山不太远吧，陶弘景就立刻派弟子戴猛之抄近道儿追了上去，带上了提前就写好的信，当然史书上称为上表，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信里对这位还没有当皇帝的萧衍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说民间流传的“水丑木”就是一个梁字，将来自会明白。这是陶弘景第一次向未来的皇帝表达出了自己的善意，也是多年宦海沉浮锻炼出的超高的政治敏感性的表现。不久以后，萧衍就成功代齐自立，于是，陶弘景又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弟子，带上亲笔信去见萧衍了。信中说，首先恭喜您成就九五之尊，我也知道您正在为立国的年号发愁，所以就凭借自己多年的潜心修行，引据图谶呕心沥血来推演，结果“梁”字反反复复总是出现，所以才泄露天机，告诉您取代南齐后的国号就应该顺应天命，定为梁。萧衍和陶弘景相识时间也不短了，也非常了解他的人品和才华，更是敬重他的为人，所以很痛快地听取了陶弘景的建议，立国号为梁。等到正式即帝位以后，对陶弘景就更是恩遇有加了，三天两头书信不断地问候，去探望他的达官显贵更是络绎不绝，主要是南京到茅山不是太远啊，否则估计再想溜须的人也不会这么多，跑得这么勤快了。山里的生活真的是无拘无束啊，每天研究学问、修炼，这对现在陶弘景来说是最好的享受了。当然，他也很注意保持和萧衍的联系，火候掌握得极好，每次有了科研成果，也总会把结果分享给皇帝，这能让萧衍更加尊重自己。比如有一次陶弘景淘来了一部丹道的神符秘诀，仔细研究后认为这个是正版的，可以试着炼炼，没准能炼出上面所说的神丹。于是就和萧衍说：皇帝啊，我感觉这个神丹不错，想攻关试试，如果炼成了咱们一人一颗，不过我没经费，也没有需要的药物啊，您看我立个项，给批点钱物怎么样？萧衍一听很高兴，还是老朋友靠谱，有了好事还能想着我，经费药材那都是小事，天下都是咱们自己家的，这就安排人抓紧找齐了给您送过去。于是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等，要什么给什么，不够？没关系，加大加量，双份都行。陶弘景生于医术世家，本来就是位医术高手，对药物、药材研究极高深，当然会研究炼丹术了，这方面和葛洪还是很相似的。经过一番实验后，他最终提炼出来一种叫飞丹的东西，据说颜色白得如霜似雪，吃了以后感觉自己身体轻捷，要是不控制着没准就能飞了，于是高高兴兴地送给了皇帝。萧衍很高兴，吃了以后同样感觉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上五楼都不费劲了，唉，当皇帝很累的，批不完的奏章，忙不完的后宫，多亏了陶弘景，要不这皇帝都没信心干下去了。经此事之后，萧衍对陶弘景就更加敬重了，每次收到他的回信，都有一种接到神书一般的感觉，必定要先焚香礼拜以后，才朝圣般的虔诚拜读。萧衍还曾经让陶弘景制定过历法，就是我国古代一直用的干支记年，当然要推算到每月、每日和每时，因为研究天文历法这也是道士们的基本功。道友们应该都见到过算命先生吧，如果批八字、合婚啊之类的，要问问你的生辰八字，但这东西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是什么，于是先生就要你的年月日时，然后闭目手上一通掐算，这就是在把你的生日换成八字，现在流行的有五虎遁和五鼠遁，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进群大家交流一下。陶弘景完成这个任务以后，顺便在己巳年（549年）的地方点了一个红点，当然那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到梁武帝去世以后，大家才明白那一年正好是太清三年，萧衍被害的那一年。萧衍是位长寿皇帝，八十六岁时被侯景折腾死了，否则还不一定活多久呢。为了对陶弘景表示尊敬，梁武帝亲笔下诏请他入朝，赏赐了鹿皮头巾，这个头巾是当时得道高人的高级装备了，估计能加蓝或者提高恢复蓝的速度，记得上面说陆修静时，苏轼的诗里也提到了陆修静也是用这种头巾的。当然，皇帝依然数次表达请他出山来京都的意愿，我们能天天在一起，时时可以请教，聆听教诲，您老人家怎么就不愿意呢？但陶弘景每次都表示不愿意出山，有一次还画了一幅画送来。画中有两头牛，一头牛在水草间悠然自在，很享受的样子，另一头牛则带着金笼头，被一个人牵着缰绳，用棍子驱赶着。这么简单的寓意，梁武帝自然能看明白。实际上，这使皇帝对他更加敬重了，以至于国家每有吉凶征伐一类大事，无不派人前去他那里咨询，这情况就和北魏武帝常向寇谦之请教军国大事相似了，由此陶弘景得了一个“山中宰相”的称号。有关陶弘景这个“山中宰相”干了多久，实际上也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萧衍或南梁何时开始把佛教列为国教的，也就是二人的蜜月期维持了多久，因为萧衍开始佞佛到成为狂信徒以后，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进入了冰河期，这个山中宰相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实际上，在《南史》隐逸传中写到邓郁时，说“为帝合丹，帝不敢服”，可见萧衍并不会轻易服用道士炼出的这种所谓的神丹，所以是否真如史书记载那样，收到陶弘景献来的神丹就欣然服用，这个还是挺让人怀疑的。更何况当时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萧衍那时已经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了，自然对道教，对陶弘景也就不会如以前那样迷信了，所以陶弘景献上的神丹皇帝是不是敢吃还真不好说。综合考证，陶弘景献丹那一年应该是508年，即天监七年，也就是萧衍当皇帝的第七个年头，陶弘景也是在这一年的某天半夜，带着两个弟子从茅山出走了。此后，陶弘景基本上就没回过茅山，一直在霍山、永嘉等地转悠，这方面的记载也相当多，而此时的梁武帝的佞佛态度已经逐渐明朗了。如果萧衍对陶弘景依然是极信任，他应该没有理由连夜出走，这可是有点像犯了什么大事连夜出逃的节奏啊。由于陶弘景能看透献丹、佞佛等这一系列事情背后的东西，清晰地认识到梁武帝痴迷佛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了。而作为道教领袖地位的自己，如果也信仰了佛教，对于皇帝来说，这就是显示出他的对佛教的最高的崇奉和让佛教一统全国的决心。为了不至于让皇帝对道教举起屠刀，所以，陶弘景才决定放弃旅游散心，在回返茅山的路上，去鄮县（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塔受了佛门五戒，发誓礼佛，并且还说自己以前就梦见过佛祖早就授予了我菩提记，并且加封我为胜力菩萨了，所以我是真的与佛有缘，可没有人强迫我啊。史书没有准确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通过分析，可以大体确定应该是512年，即天监十一年。也就是说，此时，萧衍和陶弘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和亲密没有半毛钱关系了。礼佛后的第二年，513年，天监十二年，陶弘景终于回到了茅山，立刻在观中建了佛、道二堂，隔日轮番朝礼，就是一、三、五当道士，二、四、六当和尚，宣布自己从此开始佛道双修。那位问了，那星期天呢？总得让人休息一天吧。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还没过多久，当年闰三月，又传来一个噩耗，好友沈约去世了。关于沈约之死，史书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大体是因为萧衍的不信任，自己情商方面又不太高，说话老是不注意，最终导致惊惧忧虑而逝。实际上陶弘景早就劝过他退隐，只是沈约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特别是言行方面也没有注意，这才最终招惹得萧衍对他意见越来越大。当知道沈约死后，陶弘景给好友智者寺的慧约法师写过一封信，想倾诉一下自己的苦闷心情，其中一首诗中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从诗中其实可以看得出，他的修佛之举并非自愿的，此时的心情，除了痛惜好友以外，也表达了对梁武帝皈依佛教，道教境遇日益艰难的忧愁。苏轼也常感慨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实际上真的是古今皆然，如陶弘景这样世外高人也概莫能外啊。基于上面分析，这个“山中宰相”，聘期充其量是到了陶弘景离开茅山出走那年，即天监七年，因为他在外面游历这段时间，基本上不问政事了，皇帝也不一定找得到他。如果再延长，也最多延长到天监十一年，就是被逼无奈去礼佛的那一年，此时二人之间的嫌隙谁都看得出来了。更深入、详细的研究，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李超副教授的一篇论文《“山中宰相”辨》，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学术性探讨了。当然，有关陶弘景是不是被迫无奈才礼佛的，争议还是不少的，另外就是上面这首诗的作者究竟是陶弘景还是慧约法师，同样也有争议，因为这首诗有个名字“和约法师临友人”，有学者认为是慧约去吊唁范荀时所作。这些争议的问题，在此列出来，只为说明陶弘景到底是不是自愿礼佛的，还不能定论，但就个人感觉，虽然陶弘景有很多佛教界的好友，佛学研究也造诣极深，但并不能说明一个道教高人就能放弃根本信仰，证据嘛，那是学者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