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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言:我想写的红楼和五蠹的关系(1 / 1)

首先我承认我的笔力不够,但写书总要有梦想,要写点自己想写的。

  因此才有了这个红楼。

  我想写的红楼,是一个五蠹之类充当主流世界的红楼;以及这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怎么才能出人头地。

  毕竟,大家都明白,没法改变世界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看看什么叫五蠹!也希望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后,依旧对生活抱有热忱。

  公元前二三四年,秦王嬴政在书案前的竹简中,看到了两篇极为特殊的文章,文中内容惊世骇俗,又言辞犀利,他越看越觉得冷汗直流。

  此后,嬴政不仅发出了若见其作者自己便死而无憾的感慨,而且还将文章中的理论作为了自己一统天下的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就是韩非子五蠹。

  五蠹出自于韩非子第49篇,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政论文。

  这篇文章不止为秦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核心以及王权社会的本质。

  总结起来,就是上面站着伪善的强盗,下面站着愚昧的民众。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那么伪善的强盗要怎么管理,以及要怎么去蒙蔽民众让他们发挥最大的生产力,就成了统治者必须要思考的事了。

  所谓五蠹,指的就是儒家、纵横家、游侠、患御者以及不法商贩这五类人群;

  患御者也就是害怕承担的公务员。

  蠹,也就是蛀虫的意思。

  所以,我想写的就是五蠹这五类人的故事,也想告诉大家,当好人没用。

  那么具体五蠹讲得是什么呢,我大致上翻译下。

  在上古时期,人少树多,百姓总要遭到野兽的侵害。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圣人,叫人们在树上搭棚,于是百姓就拥戴他,推举其成为了天下之主。

  这个人就是有巢氏!

  当时人们吃的是生肉、野果、心脏腐臭,许多人都为此患上了重病,于是又出现了一位圣人教人们使用钻木取火,然后百姓就拥戴他做了天下之主。

  这个人就是燧人氏。

  到了中古时代,大禹排除了中原的的水患,之后近古时代,商周两王结束了桀纣的暴政。

  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成为了天下之主。

  但如果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提倡在树上搭棚,倡导人们用钻木取火,那一定会引起百姓的耻笑。

  同样,在提倡尧舜禹的制度效仿,商汤周王的礼节,那人们肯定觉得他脑子不太正常。

  周文王曾依靠仁政感化西戎,徐偃王却因为仁政而被楚国所灭。

  舜帝曾让人拿着盾牌和大斧在西戎的边境跳舞,他管这个叫德政,最终也确实感化了西戎。

  但现在如果拿着刀剑去人家的门口跳舞,恐怕能带来的只有战争。

  所以说,时代变了,方法自然也要改变。

  上古的人们竞争道德,中古的人竞争智谋,当今的人们诉诸武力。

  这个就是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策略变化。

  因此,圣人不会照搬古法,不讲什么成规旧俗,该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治理天下,要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女人不必纺织,这是因为人少而资源充足,所以就很难发生混乱,百姓也就不必争夺。

  但是在今天,人多却资源有限,常常是费尽力气还不够吃用,因此就难免产生混乱,必然要出现争夺。

  尧帝治理天下时,吃住都太过简陋,君主和百姓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赡养。

  但如今,一个贵族奴仆的生活和百姓都是天壤之别。

  所以别说是什么帝王,就连县令也不舍得辞掉权威。

  古人轻视财物,是因为资源充足,争夺与否没有多少差别。

  现在的人重视权利,因为资源稀少,不去争抢就没有饭吃。

  所以古今的人性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利益和制度的区别。

  儒家提倡遵循古法,说,如果想治理天下,那君臣的关系就要像父子一样。

  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天下也就不存在父子间的纠纷了。

  何况君主爱民本就不可能超过父母爱子女,这是再直白不过的道理。

  鲁君看到臣民受刑时,曾为之流下眼泪,他管这个叫做仁政。

  但实际上流泪只是流泪,该罚还是要罚。

  况且这个天下的百姓本就习惯却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

  就算是孔子这样的圣人门下,也不过才七十多人。

  在鲁国的体系中,鲁哀公是君,孔子是臣。如果要讲仁义,鲁哀公必然不如孔子,但孔子却屈服于鲁哀公。

  显然,孔子不是屈服于仁义,而是屈服于鲁哀公的权势。

  儒家的逻辑是让君主要向孔子,百姓要向孔子门徒,这肯定是办不到的。

  假如现在有一个混账儿子,他不听父母的劝告,不在乎乡邻的责备,不理睬师长的教诲。然而,当执行公务的官吏找上门时,他才觉得害怕和后悔。

  可见慈爱只能换来骄纵,只有权势才能让他屈服。

  在大街上丢个十几尺的布匹,随便一个人见了都要下手。

  但如果是刚刚融化的千度金水,即使他是盗跖,也不敢下手。

  因此,奖赏要丰厚,使人们有所贪图;同时,刑法也要严厉让人们有所畏惧。

  这样一来,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然都能成为守法的人。

  但是现在因为他有功劳,所以赏赐官位,却又鄙视他做官。

  因为他不肯为官,所以疏远他,却又推崇其不屑名利。

  对于不劳动就有吃穿的人,夸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功劳就能获得官位的人,夸他有才能。

  这种本事和才能,只会导致国力衰落,造成土地的荒芜。

  赞赏这种人物,势必就要亏损国力。

  这就是五蠹大致上将的思想观念。

  因为这篇文章出现在2000年前,又恰逢是一个大分裂时期,所以部分观点可能存在局限性。

  如果感到难以接受,不是因为时代变化,就是因为讲讲的太透。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但却得到了君主的任由。

  游侠使用武力触犯法令,但却变成了贵族的武力。

  法令所反对的,成了君主所重用的。而那些应该被处罚的,又成了权贵所豢养的。

  面对如此矛盾的法治体系,即使出现了十个黄帝,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

  楚国有个仁义之士,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于是他就找到令尹检举揭发了偷羊的父亲。

  结果令尹却认为他对父亲不孝,最后判了他的死罪。

  鲁国有个无名兵士,每次跟随国君去征战,每次都第一个逃跑。后来孔子问他原因,他说家有老人,自己不敢战死,结果孔子就认为他是孝子,最后推举他做了官。

  对君主的忠诚成了父亲的逆子,父亲的逆子成了君主的忠臣。

  之前令尹杀了那个品行好的人,此后,楚国之恶再也无人检举。

  自从孔子奖赏了一个逃兵,此后,鲁国之兵逢战就要逃跑。

  因此,早在仓颉造字时,就知道公与私的关系必然相悖。

  如果君主要赞成私人的利益,就必然要损伤自己的国力。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结果回军后,君主喊仁爱。

  攻城破敌的人本该受爵,结果归来后,你又说什么兼爱。

  如此的君臣关系必然就不稳固。

  国家富足要靠农民,却给不事劳动儒生很高的地位。

  攻城略地要用士兵,却给游侠送去财物。

  得到利益的人,不是理政要用的人,但理政要用的人,又不是得到利益的人。

  于是不再有人从事农业,从军征战;相反,各种伪善却十分盛行,这样就必然要面临衰退。

  这里没有暗示司马老师和圣母

  这些其实就是后来宋朝的问题。

  所以,统治不在于多么智慧的言语,如果百姓理解不了制定的法律,那么自然也难以遵守。

  连糟糠都吃不上的人,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连粗布都穿不上的人,也不会想那些华美的服饰。

  所以不采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反而去看那些聪明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就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百姓来说,没有钱财可以利用,没有权势可以依仗,所以只能提倡诚实。

  但君主则不同,他可以利用权术赏罚分明,何必去寻求什么忠诚呢?

  再说现今本就没几个忠义之士,但治国所需的官吏却数以百计。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专行法治。

  只要法治够严,他就足够诚实。

  喜欢那些张口仁义,说话好听的人,那整个朝廷都是花言巧语;说几句空话就能讨好君主,谁还会去办一件实事呢?

  所以你看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商君的法典,可秦国却越来越穷,原因就是都在空谈耕作,不再去从事辛苦的农务。

  家家户户都有孙吴兵书,可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是都在空谈兵法,不再去参加搏命的征战。

  所以,明君善于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那些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

  这样一来,民众才会为国君出力。

  如果耕种能带来富足,那就算再辛苦,也有人去干。

  如果从军能带来显贵,那就算再危险,也不缺少兵士。

  可现在却有100人空谈,只有一人在田地耕种;100人当官,指导着一人作战。

  再往下,‘故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这个就是焚书坑儒的源头。

  说起来残暴,但其实在每个朝代都接连发生。

  什么帝王之术,无非就是愚民,御民的办法。

  所谓连横,就是依附强国去攻打弱国。

  所谓合纵,就是联合弱国去对抗强国。

  可一旦连横,就必须献上土地或者利益,呈上国君的玺印,以此来获得强国的信任。

  但这样国家的疆域就会缩小,君主的声望也不断降低,还没来得及得到好处,就已经走进了混乱之中。

  同样,一旦合纵去援助小国,就等于是走上了独木。

  胜利不一定能得到好处,失败就要面临亡国。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本人表示这都是韩非说的,我本人对优待尼个这事不发表任何看法)。

  因此,合纵连横没看到作用,但是搞合纵连横的人却因此赚够了名望。

  君主的地位在不断下降,纵横家们却扶摇直上。

  想要统一天下,前提是能打败他国;想要获得安全,就要保证本国不受侵犯;

  国力强盛就能打败他国,朝廷安定就能不被侵犯。

  所以纵横家不过是在挑唆争斗,就如同执棋者一样从中获利。

  (我对外交皮条家们,也没意见。)

  这个天下从来都是东西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资源越多越容易获得成功。

  所以国家强盛,计策很容易就能成功,国力越衰落,计策就越容易出现失误。

  因此不是秦国的臣子聪明,也不是燕国的大臣笨拙,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条件不同。

  人们习惯性的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自己的私利,而刻意逃避危险和贫穷。

  如果强迫他们走向战场;前进,可能被杀死,后退,又面临军法。如此,放弃了个人的家业,承受着作战的劳苦。面对如此险恶的境地,他们又怎么能不想办法逃避呢?

  所以他们才会投靠贵族,希望免除兵役,用钱财贿赂当权者,以此来杜绝险境。

  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依附贵族的势力愈加庞大,最终百姓和贵族全部都变成了君主的敌人,

  这样又怎么能富国强兵呢?

  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制定合适的政策,使得商贩的人数尽量减少,重农抑商,让他们去参加到农业之中。

  如果这些人没有办法搜刮百姓的财富,自然也就不能投机取巧。

  因此,列国混乱的原因是因为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假借道德来宣扬先王之法,讲究礼节,掩盖伪善的真相。扰乱盛行的法令,动摇君主的决心。

  再就是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一国之势力来完成自己私人的目的。

  以及那些游侠刺客标榜义气,为的就是图一个美名,触犯了列国的禁礼,

  和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的衣服权势贵族肆意行贿,损伤列国的战力。

  还有那些不法商贩制造粗略的器具积累庞大的财富,他们同期居奇待机出售,从劳苦的农民身上牟取暴利。

  这个就是五蠹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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