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用的“做官”一词源自更早的“作官”，直至当下也被混用，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似乎“做”更具动态属性，而“作”相对抽象些罢了。做官的人所掌权力及于的范围越大、层级越高，就权力越大、官位越高。
历史和现实中，许多人都误解了读书的目的，误以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其实，读书是为了明理，为了能更好地体现和实现人生价值。 做官的目的是金钱？显然不是。与做官相比，其他挣钱的工作多得多。总体上说，经商做买卖应该比做官更能赚钱。一个廉洁官员日常所得不过是俸禄，在今天就是工资，并不多。如果不廉洁而谋求法外利益，那风险很大。谁也不知会在哪天出事，即便不出事，恐怕也是长时期心怀忧惧。只要花费正常，一个人乃至一家人的一日三餐也所费不多，何苦？不出事，整日忧心忡忡；一旦东窗事发，身陷囹圄，悔不当初。显然做官不是挣钱的门路。 做官的目的是荣耀？做官的确可以带来荣耀，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更是如此。但是，享有多少荣耀，就要承担多少耻辱的风险。荣辱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人只看到做官的荣耀而忽略了做官的风险。凡做官者必须低调而谦卑。谦受益，满招损，在从政的道路上可谓百试不爽。 做官会有很高的成本。在封建社会中，官场倾轧十分普遍，令人生厌甚至让人恐惧。做官不能不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即便是现在，有些优秀的官员，要去从事别的工作，很可能就是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等。一旦做官，这些人生理想多半就被放弃了。 那么做官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呢？是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人生一世殊为不易。怎么才对得起父母的养育，对得起组织的培养，答案只有一个——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让自己的人生体现出应有的意义。这个意义首先并不是对自己的，而是对他人的。什么职业能够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比较起来，恐怕做官就是一个捷径。因为做官可以利用公权力动员更多力量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也可以说是做官的最大好处。一己之力总是有限的，要治国平天下非做官所不能也。这恰恰是儒家饱受诟病的地方——想做官，其实这是对儒家的曲解和误解。做官只是儒家的路径和平台，崇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放眼古今，多少官员由于自己的无知无能或者狂妄自大而误国误民、贻害苍生，最终追悔莫及。平庸或者无能，对于常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过错，对于官员来说很可能是罪过。一个平庸的官员可能会使一个地区迟延发展五年十年，乃至十年二十年。对于那些具有做官才能的人，要通过民主路径将他们选将出来，通过法治方式让他们尽显才华，拥有一个辉煌的人生，也给千万苍生带来福祉。 做官的人，应珍视职位，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拥有一颗平常心，拥有一份责任感：“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但古代的封建社会，这些官员可没这些个讲究和名堂了，即便有严格遵守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古代官场的倾轧，那是相当的严重和普遍，不论是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争斗，亦或是大臣与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多时候都显得非常的惨烈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某个朝代所独有，从三皇五帝到明末清初，这样的一幕幕都在不断的上演着，从纣王容不下自己的叔叔比干，再到汉末宦官和后戚的明争暗斗，其中的惨烈和惊奇之处，足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慈禧垂帘听政时期，即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大量的奇情冤案，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合称为“清末四大奇案”。尤其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和张文祥刺马案，都多次被搬演到影视舞台上，令人感慨清末社会之黑暗。 但翻开郑小悠的新书《清代的案与刑》，我们会发现清代这类奇案并不在少数。有些案件离奇古怪，其戏剧性、残酷性决不亚于清末四大奇案。只是在清朝前期和中叶，并没有报刊杂志大肆报道，也没有形成轰动效应。当事人各方默默咽下案件带来的痛苦，纷扰一时的案件很快被历史长河冲到犄角旮旯。有些案件被文人墨客写下，被文书档案记下，等待郑小悠这样的有心人在故纸堆里挖掘出来，讲给当今时代的读者听。 涉及官场人事倾轧，本不复杂的案件就变得扑朔迷离。 清代的知识阶层通常对本朝的刑法体系感到自豪，如名臣张之洞曾说：“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日赋敛轻，一日刑狱平。”
这句话，前半截是拍马屁、夸大其词，后半截才是重点。就是说，清朝执政两大好处，一是对百姓征收的赋税比较少，自康熙皇帝宣布“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以后，确实在明面上百姓负担比较少；二是清朝的司法体系非常严密，也相对公平。比如说雍正皇帝杀年羹尧，搁在明朝，这种政治案件，就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但雍正帝层层剥笋，最终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掉这个政治隐患。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本书所讲的这么多奇案、大案呢？作者认为，在很多案件审理中，由于掺入了大量的人事纠葛、人情世事，往往本不复杂的案件，就变得神秘莫测、一波九折了。如发生在雍正末年的湖北麻城杨氏走失案。 在湖北麻城，有一个叫涂如松的男子与其妻子杨氏婚后一直不和。雍正八年初的一天，杨氏离家出走，投奔其旧相好冯大家里。杨家是当地大户人家，杨氏不见了，其家人就怀疑涂如松害死了杨氏，托其家族的“能人”杨同范出面告发涂如松，还找来一个小孩赵当儿来做假证。知县便拷问涂如松，涂如松屈打成招。 新知县汤应求上任后，从赵当儿身上取得突破，否定涂如松害死妻子，释放了涂如松，并以伪证罪革去杨同范的功名。但因为杨氏一直没有下落，案件也没有了结。后来，在河滩发现一具尸体（实际是一具男尸），杨同范就让杨家人认作杨氏，再次去县里告状。此时，该县知县换成了李作室，省里也派了以干练著称的另一个知县高人杰来会审。 高人杰与李作室依据这具非常可疑的尸体，认为是涂如松害死了杨氏，再行拷打。最后涂如松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杀死妻子杨氏。此案呈报上一级后，被知府蒋嘉年看出尸体有问题，四次驳回；又涉及到前任汤应求的政绩，汤应求也出面反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案件本身的问题了，与官场上的人事派系斗争搅合在一起。由于高人杰受到湖广总督迈柱的支持，而湖北巡抚吴应棻与迈柱不和，借此案攻击迈柱，案件审理遂旷日持久，争执不下。甚至一直藏匿在杨家的杨氏被意外发现，证明案件纯粹是冤案，当事人还是不能立即昭雪。新即位的乾隆皇帝只好把迈柱和吴应棻都调走，另派巡抚去处理此事才算了结。 可见，一旦涉及官场人事纠葛，事情立马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为案件走势决定了官员的身家性命，所以明知是冤案也要拼命维护。上文所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其实也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案，但涉及到一审、二审等一大批官员的前程，所以官官相护，一直闹到慈禧太后那里，才算水落石出、沉冤昭雪。而江浙一带这些官员，因为多是湘军派系的，慈禧太后正要找机会削弱湘军派系的官员，所以最终一百多名地方官受到严惩，当事人沉冤得雪。 而更早发生的“刺马案”，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客张文祥公然刺杀，这个案件因为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彼时曾国藩权势正盛，所以此案终究不了了之。 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的小案子牵扯出来的官场争斗，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制度设计缺陷，官员为保政绩竟然诬良讳盗。 《清代的案与刑》还揭示了清朝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讳盗诬良”，说的是在很多时候，地方官遇到强盗入室案件，往往不喜欢将此类案件上报，而是做当事人的工作，要么不报案，就当案子没发生。如果当事人不从，就想办法诬陷当事人。 乾隆时期的刑部尚书孙嘉淦曾遇到这样一起案件，明明是一伙强盗入室抢劫，顺带轮jian了主妇，地方官为了改变入室抢劫案件的性质，便把此案往熟人轮jian案方向引，刑讯逼供，导致一批无辜者死的死伤的伤，当事人倾家荡产。幸得孙嘉淦及时查出，才避免更多人死亡。 道光年间的名臣张集馨也曾遇到这样的案件。在他担任四川按察使时，治下的遂宁县报上来一起命案，说一个蒋姓青年被妻子和妹妹合谋害死。案情很快被他看破，其实是该家被强盗入室抢劫，蒋姓男子因一直虚弱，被活活吓死。地方官不想报盗案，所以就拷打当事人的妻子和妹妹，让她们承认杀死蒋男。真是匪夷所思！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是要被反坐的，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员要冒险讳盗诬良呢？原来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处分的轻重根据盗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官员对此事责任大小、盗贼被抓获的时间长短而定。 例如，百姓在道路、乡村、城内被劫，盗贼逾限不获，该管州县官要被降一级调用。道光以后，因为盗案频发，条例也愈加严格，地方一旦有盗案发生，无论能否抓获，督抚往往先将该管州县官摘去顶戴、勒限缉盗。如果大案，很可能就沦落到乌纱帽不保的境地。 事实上，在当时的刑侦技术条件下，捕盗非常困难。州县官一旦将盗案立案上报，十之七八难逃“疏防”之责。除了疏防处分，如果被捕的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审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伙劫囚，关押在监时死亡或是越狱，地方官也都要受相应处分。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讳盗不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而对于那些由盗而奸、由盗而杀、难以讳言的大案，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败坏的官员，就会冒险做出诬良的举动。可见，制度设计非常重要。好的制度可以叫坏人做好事，而坏的制度逼好人做坏事。即使好人不做坏事，也往往会束手束脚，毕竟保全自己才是最高法则。 人性之恶，超乎制度设计者的想象 儒家一贯提倡“人性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但这句话也只能在书里说说，真正负责任的制度设计者，必须从最坏的角度设想人性，并对其进行防御，才能设计出有用的制度。 但是，人性之恶抑或人性之蠢，往往超乎制度设计者的想像，很多震惊一时的案件，就由此发生。嘉庆年间发生的“直隶迟孙氏京控案”就是这样一起匪夷所思的案件。 《清代的案与刑》指出，从乾隆中后期起，京控，即民众绕开县、府、省等一系列司法等级，直接到京城告状，成为清朝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按照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准，从边远村庄进一趟县城都是个“大工程”，至于“上京告御状”，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普通民众甚至富裕人家，都要经过多方筹措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常理，闹到告御状层次的老百姓，定是有天大冤屈。但是，现实往往比设想复杂一万倍，确实有些人古怪离奇的心思超出常理。嘉庆二十年四月，北京的都察院忽然接到直隶河间府属宁津县民妇迟孙氏的控状。迟孙氏控告本县无赖贾克行于上年六月将十四岁长女迟二姐强奸，又贾克行之侄贾九儿将十岁幼女迟坤姐强奸。孙氏自己先已在本县告状，知县不但不将贾克行等究办，反而迫使她与贾克行等和息，她不从，而遭掌嘴之刑，所以不得已京控都察院，请求天子做主。 强奸幼女、知县压案，以致苦主赴京告状，面对这样冤沉似海的大案重案，都察院不敢耽搁，匆忙写了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呈递到嘉庆皇帝御前。不出所料，嘉庆帝看了都察院的奏折，勃然大怒，即刻下旨给坐镇保定府的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直隶总督那彦成，要求他认真查办此案。那彦成不敢耽搁，立即亲自去调查，发现案件真相是，迟孙氏自己是个彪悍妇人，不仅将老公打跑不知下落，连公公也殴打。她与贾克行等奸夫公然在家聚众取乐，因为金钱起了矛盾，所以就反咬一口，告发贾克行强奸。被地方官驳回后，竟然还敢去京控，也就是告御状。 明明自己一身污秽，还敢去告御状，真不知这位迟孙氏是蠢啊还是真蠢啊？嘉庆帝被案件搞得哭笑不得。如果不是有文书档案记载，小说家都不敢这样编。 世人经常说“人心不古”，好像古时候民风就好似的，其实完全不是。《清代的案与刑》开篇讲的湖北麻城案，几经反复，旷日持久，当事人涂如松痛苦到只想求死，连他的母亲都参与到伪造证据证明儿子有罪的活动中来，以让儿子早死，可见刑求之酷烈。而在这么多人为了此事死去活来之际，杨氏竟然一直隐匿，直到被人意外发现。古人人心之冷酷，可见一斑。 但事情如果牵涉到了皇帝，再怎么脖子硬的强项令，也要好好掂量掂量了，张丹青之所以会有犹豫和退缩，一来是心中有所牵挂，二来是不愿意做无所谓的磕碰和争斗。 对此廖忠心里眼里都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对于他的为难之处也没有过多的继续进行质问，反而是贴心的问询起来： “大人若是心有退意，不如我们就此回京城如何？！这事情的背后真相，谁爱咋办就去查办好了。”抬头看了看一眼这眼前浑浊的天空，张丹青似是而非的摇了摇头：“不，诗圣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收拾不了徘徊在龙椅上的真龙，我打一只苍蝇还打不了吗？这样吧，我们这就返回京城，将所有杨进可能待的地方都搜索一遍，先把这个不听话的杨进给拎出来，收拾不了旁人，收拾这么个杨进还是绰绰有余的……” 站在身边的廖忠，眼睛瞪得老大老大，满脸不敢相信的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