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郑和下西洋并不是散财赚面子输里子，恰恰相反，仅从获利这方面讲确实发了财。 可最大的问题是下西洋成本由朝廷负担，可赚回来的利润大部分却被皇上收入了内库。官僚们非常不满，当然不愿意继续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 这就是体质问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理论上只是皇家的行正班子，天子奉养都应该由朝廷承担。但实际上，朝廷由官僚系统运作，具有自己的责任权力和义务，与皇权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制衡。所以皇家就要建立另一套独立的完全听命于自己意志的私人经济体系，也就是内库制度。 当年万历派出太监四处收矿税同样是为了充实内库，官僚当然不愿意，结果搞得一地鸡毛。很有意思的是，曾经反对矿税的急先锋叶向高在天启皇帝登基后所上的第一份奏疏中竟然写：我以前总是怀疑，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还要这样刻意地收敛天下之财呢？现在东虏发难，封疆突坏，举国之财不能继辽饷，不得不时时请发内帑，我才忽然明白了皇祖的深谋远虑。 不知道这是叶首辅高深的拍马屁功夫厚积薄发，还是他真的这样想。其实确实有些道理，因为官僚集团本身就是土豪劣绅的代言人，他们可不愿意多缴税，皇上通过朝廷收不到钱，只好另开炉灶走新路。 话说如果当初下西洋获取的利益归于朝廷，那么应该不会再出现“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的现象了。谁会跟庞大的财富过不去？ 一群孔孟之徒都是捞钱的能手，到时可能皇上想禁海都会被朝廷股肱之臣们喷个半死，那么大航海时代或许将由大明提前一百年开启。 说起海运，不得不再喷一下大明。 漕粮走大运河从杭州到天津约要四五个月时间，若是从它隔壁的长江口出海北上，哪怕只用当前的旧式帆船旧航线半个来月都足够跑一趟。这效率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明末也有人主张恢复海运，只是牵扯的利益太大，根本行不通。 “盖国制岁用南方米四百万石以实燕都。石费四金，因粮以治漕河又费石四金，岁费三千二百万金。”
这么一算，一石漕运大米的成本要八两银子。 而且还是平摊了花费较小的河南、山东等地漕粮成本，若是单论江南漕粮，毫无疑问成本会更高。 问题是这还没完，因为“及粮至京，恒少四分之一。”
少的那些不是损耗了，是“其故又以每石捐五钱为赂部科……” 也就是说每年漕运要提二百万银子孝敬朝廷大佬，少的那四分之一漕粮是喂了蛀虫。每石捐五钱，狠不狠，湖广大米在正常年景本来才四钱银子一石。 也许走海运同样免不了要孝敬，可是少了若干“中间商”盘剥，一石米到岸价只需二两银子，仍然远远少于漕运的八两银。 相当于每年能为大明朝廷节省两千多万银子。 有这些钱拿去给边军发饷给饥民放赈多好，甚至平推建奴都够用了。 所以崇祯大帝看到建议后一合计，海运好啊！有前途！ 可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事情，想改变谈何容易。最终不了了之。 若干年后向崇祯帝提出恢复海运并且身体力行的人叫沈廷扬，跟徐光启算是老乡。不过这年头老沈家所在的崇明岛归苏州府管辖，老徐家的上海归松江府管辖。 曾经开创了元代漕粮海运的朱清同样是崇明人，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江口这边特产四大船种之一的“沙船”。 这种船在宋代时称“防沙平底船”，元代时则被称为“平底船”，明代又改叫“沙船”。 沙船方头方尾，船身扁浅，平底的设计使得吃水较浅，在沙洲之间行驶如履平地，倘遇搁浅也是安然平卧，不伤船体。 而且船体宽大不只有利于稳，带来的是载重量也比较大，三五百吨不少见，甚至还曾有过上千吨的大船。 因为沙船吃水较浅，其抗横漂的能力是有限的，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披水板——沙船中部两侧各设有一披水板，又称腰舵，使用时将下风的一边插入水中，以阻止沙船横向漂流。再加上梗水木、太平篮以及独特的大梁拱结构等措施，所以沙船的稳定性居诸船型之首，就算在七级大风下仍能抗风搏浪。 当然沙船也有其缺点：一是由于船头为平板，受水面积大，导致航行速度较慢，这点有多桅多帆解决；二是破浪能力差点，不大适合远洋。 所以沙船除了跑内河外，多用于航行海况较好的“北洋”，即长江口以北的黄海、渤海沿岸各地。 上海是沙船的主要建造地和航运港。清代上海港的沙船保有量超过五千艘，年货物吞吐量二百万吨，销售额可达几百万两银子之多。只是到了清末，上海沙船的运输生意被西方夹板船抢完了，遂衰落。原因一个是本地沙船要比鬼佬船多缴纳苛捐杂税；二是不肖子孙们居然失去了在侧风、逆风条件下航行的技术，简直把六七百年前宋代元代祖宗们的脸都丢完了。可叹！ 明代上海自然比不上清代繁华，但沙船数量以及贸易额亦不小。 沈廷扬就是一位沙船帮帮主，手下有一百来条大小沙船，江南货物北上天津西到襄阳都有他的船只身影。为了经商方便他还捐了个监生。 那年和沈老爷在天津有生意往来的王重新也想捐个身份来着，还没付诸行动李自成先占据了上党。之后老王背靠大树好乘凉，在大顺亦官亦商，潇洒的不得了，还要个毛的大明身份。 当旅顺总兵在辽东不断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相关消息每次仅隔二十来天就随着《大明时报》等刊物传遍江南。 辽西军头们每年花销着几百万粮饷何曾收复过一寸失地？如今居然是流寇出身的短毛成了大明顶梁柱，关注时局的人们目瞪口呆。 自然，大顺御用文人少不得在报刊上大肆吹捧短毛，从他迫不得已起兵开始一路添油加醋简直把短毛吹成了圣人再世，把大顺军吹的更是五百年难见的王师风范。 等李自成回到怀庆，《大明时报》上面刊登的最新战事除了说返回关外的皇太极所率建奴主力被旅顺总兵击败，又开始塑造短毛的悲情征途——排除种种困难，自带粮饷兵卒跨海杀鞑子，此路艰辛一言难尽啊。以至于旅顺总兵本来都拿下了沈阳，因为大明朝廷上下官员们各种掣肘，功亏一篑，不得不弃守。受了天大委屈的旅顺总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怒火中烧，放话在朝廷不拿出个让他满意的说法前他不干了，不听调不听宣。 大顺御用文人在报刊上把朝廷喷的实在太狠了，尽管《大明时报》背景深厚，还是在江南这种喷朝廷风气较开放的地方，可仍然被各地衙门前后脚封禁。 但是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而且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出来，大顺实力深不可测，短毛岂会甘居人下？ 更何况，上次李自成勇闯南京的事情虽然在官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在私底下都快传遍了。 于是很多头脑灵活的家伙们坐不住了，纷纷赶往怀庆，准备博一场富贵。 崇明岛上的沙船帮帮主沈廷扬算是其中一位。正巧“圣教三柱石”的后人和几个鬼佬要去怀庆，刚好结伴同行。 数十人的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北上，九月下旬在朱仙镇弃船登岸，休息一日隔天就往开封走。 开封乃豫州之分野，天地之中枢，八方之冲要，腹心之重地。城市繁荣，势若两京。 但老百姓的日子未必好。 因为蛀虫太多了，开封城内称得上是郡王遍地走，将军不如狗。 明代开封城里的王府最盛时有72家之多。即便到了明末除了周王外，郡王仍然有四十多人，烂大街的宗室中低级爵位人数更是超过两千。 周王府的占地甚至超过了宋代皇宫，奢华程度更是比宋徽宗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供养这些蛀虫，开封百姓能有啥好日子。 此时河南巡抚玄默正在豫陕交界处的卢氏县督兵，防止陕西流贼入境，他还不知道旅顺总兵已经“闹情绪”返回了怀庆。 开封和大顺的地盘隔河相望，虽说李自成接受了招安，但老玄不敢大意，比原历史线提前创设了“义勇大社”。 这种“义勇”兵制不像是地方团练，形式反倒跟“天地会”差不多。 参加者“刑牲祭关壮缪候，与众饮血酒盟”，成员成份也极复杂，郡王、乡绅、士民、商贾等各色人物都成了义勇大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社分为“五营”，即中权、后劲、前茅、右翼、左翼，各营分设头目，大多由举人、乡绅、郡王统帅。至于小喽啰当然由被称为“牛人”的佃户组成。 衙门穷的叮当响，自然不会给“义勇大社”拨款，全靠自筹。做为头目的土豪士绅们哪里舍得从自家腰包掏钱，那就各显神通了，拦路收钱的事情在所难免。 县官不如现管，贵如徐光启的儿子徐骥被收了过路费也无可奈何。他们在前往开封城路上被勒索了五次，人群里的洋鬼子不光没被优待，反倒差点被逮下狱。 府城附郭知县秦所式听到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的家人过境，少不得出来招待一二。 老秦是陕西三原人，跟艾毓初同科进士，那年的主考官刚好就是现任河南巡抚玄默。原历史线再过九年老秦也做到了河南巡抚，升官速度不慢。只是那会儿大明日薄西山，他没干几个月就被李自成吓得弃职潜逃了。 堂堂巡抚啊，弃职潜逃独一份，也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