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场长办公会议的精神，将西昌农场保安大队更名为西昌农场护林保胶保安大队，并增加100多人，同时拨付了专项经费。护林保胶保安大队新增成员除了管理干部是农场的正式职工外，保安队员大都来自社会无业青年，一部分来自农场内部，另一部分来自附近地方农村。西昌农场红星生产队与田头大队交界，是全场橡胶面积最大的生产队，开割树3000多亩，1000多亩橡胶中小苗也即将开割，由于护林保胶的问题极为严重，造成连续几年年度业绩考核倒数第一，队长也换了好几波。红星生产队除了外部偷胶严重以外，内部胶工偷卖胶水也比较严重，可以说胶工几乎百分之百偷卖橡胶产品。红星生产队对完成不完成干胶生产任务已经麻木不仁。反正完成不了生产任务，就把责任推卸到外部村民偷胶上来。红星生产队内部胶工偷卖胶水的招数五花八门：有些胶工，一天收割一个树位，收获两桶胶水，偷卖一桶，剩下来的一桶冲水变两桶，然后送到农场的收胶站。胶工偷卖胶水，如果被抓到，那么将面临被开除的风险，所以，胶工偷卖胶水和收购胶水的村民之间的交易非常讲究。村民先按双方预定偷卖胶水的重量支付货款；胶工将预定偷卖的胶水埋藏在预定地点；村民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摸摸取走胶水。致使是被保安抓到村民，最多只是没收胶水而已，也无法确认是那位胶工偷卖胶水。保安、胶工、村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假如胶工偷卖胶水问题严重，农场就会重视护林保胶工作，拨付护林保胶的经费也会相应增加。另外保安大队没收的橡胶产品也会增多。部分偷偷卖给民营橡胶收购站挣外快，部分同农场分成也有收入。所以对保安大队来讲，越乱他们就越来钱。如果保安大队安保工作放松一点，胶工就有机会多偷多卖，村民也有机会收购胶工偷卖更多的胶水。当护林保胶的经费不足时，个别保安队员还调侃道：“干嘛村民不偷不抢？干嘛胶工不偷不卖？再这样下去我们的经费都快没了。”
简直就是惟恐橡胶生产秩序不乱！当然，如果村民偷抢、胶工偷卖的情况过于严重，农场领导就会批评保安大队工作不得力。在这一点上，保安大队总会巧妙地把握好“度”。个别胶工还收买保安员，放自己一马，让其偷卖，保安员则按胶工偷卖橡胶收入的一定比例提成。同样，也有村民收买保安员，让其收购胶工偷卖的胶水，保安员按村民收购橡胶收入的一定比例提成。实际上，红星生产队所出现的护林保胶问题只不过是西昌农场的一个缩影而已，其它生产队也频频发生类似的事件。当地闲人戏说：“保安、胶工和村民本是一家人！”
更甚的是，西昌农场的防护林被盗伐、国有橡胶被偷割的案件极为猖狂。农场毗邻当地农村的生产队的橡胶林段的防护林几乎被盗伐精光，甚至粗大的橡胶树也终不能幸免。此外，国有橡胶被偷割惨不忍睹：一般情况下，农场每位胶工承包三个树位，每个树位300株，每个树位三天割一刀，其中另外的两个未割的树位在下半夜或下午经常遭受村民偷割。被偷割的橡胶的树皮伤痕累累，整棵橡胶的经济寿命几乎报废。西昌农场场长吴多铎整天整夜奔波于护林保胶工作和处置土地纠纷工作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队长，吃不香，睡不好。最近病倒住院了。吴多铎也很清楚田头大队符树森书记对于处置护林保胶问题和场村土地纠纷不过就是和稀泥而已，不管村民是对是错，其立场根本就站在村民那边。符树森书记如此半心半意地敷衍农场，真让吴多铎场长孰不可忍。然而今天吴多铎场长总算是想明白了，却忍住了。能忍住忍无可忍之事，才算是高人。吴多铎场长，他不但是忍住了，而且竟做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来。他的决定对他的这一任期来讲，是管用的，算他识时务。吴多铎场长病愈出院的第一天，独自开车赶赴田头大队，特邀符树森书记到场部喝酒。当时的农村干部，一般情况下，有酒就喝，有饭就吃，若无其事。于是，符树森书记毫不客气地应邀了吴多铎场长宴请。邀请“死对头”喝酒，吴多铎场长是不是傻了。他不傻，精明得很。在农场招待所餐厅，一张餐桌的用餐，仅仅是吴多铎和符树森两人。符树森纳闷：吴多铎场长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既便是“鸿门宴”，也不能只有两个人啊!吴多铎客气地说道：“符书记，今天真诚地请你来，既不谈信访，不说维稳，也不谈土地纠纷和护林保胶，只谈喝酒，一醉方休……“服务员斟酒，都给我满上！”
酒过三巡，正当他们都喝得半醒半醉之时，吴多铎承诺似的说道：“我任命你为国家干部副科长如何？”
符树森认为吴多铎是喝醉了，在讲醉话、讲鬼话，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实际上，吴多铎没醉，是在讲人话、讲真话。吴多铎手舞脚踏地说道：“就土地纠纷和护林保胶的那些破事，我们已经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架了，再这样下去，你我肯定会被累死的。“不如你们的大队整建制并入农场，改制为作业区，我任命你为田头作业区副主任，副科级国家干部，负责作业区的全面工作，成为一家人，天天一起喝酒，还打什么屁架呢！”
“好！我双手赞成，”符树森又突然觉得吴多铎并没有喝醉。最后，真醉了，他们俩都趴在餐桌上。符树森醉醒了以后，总觉得自己就是国家干部副科长似的，有点兴奋和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