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子又考虑了一会儿，才问我说，他要是交代了，能算他个主动坦白吗？我说算啊，你自己主动交代和我们用证据逼问你，你才说出来，那从性质上是有本质的差别的。他这才说，他想交代，不过他有顾虑，他说他有父母，他怕他交代了，他的下家和上家那两伙人再去找他的父母报复，他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他害怕自己不但不能让父母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反而让他们跟着他受牵连。我让他说他父母的地址电话，我们会派人去保护他的父母，把他父母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他父母给他打电话报平安后，他在交代都行。他听我这么说，就对我说他相信我们不会骗他，他只求我们保护好他父母就行。然后他跟我要了一根烟，他抽完烟就跟我说他要交代自己的罪行。我说你交代吧，我们都做好记录准备了。他跟我说，他其实也是被迫走上这条路的。他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从分配到市电力医院，他一直算是收入稳定，一直也算是过着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但是，他老是觉得别人有的他都应该有，别人没有的他也应该有，就是这种思想害了他，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大概是七八年前，他在一次手术中认识了市福利院的院长杜萍和市福利院的院医生段秀梅。她们是带着福利院的一个男孩来医院做急性阑尾炎手术的。他作为内科的主治医生，和杜萍还有段秀梅就这么认识了。从认识杜萍之后，杜萍经常请他吃饭，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算认识了，段秀梅是后来才加入他们两个人的行列里的。有一次吃饭，杜萍就试探性的问他，说听说医院有家庭困难的病人家属为了给自己家亲人看病筹措治疗费用，有主动要求卖肾脏的，问我有这样的事儿吗？我就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我就对她说道，那有啥啊，正常啊，人被逼到一定的份上不都愿意放手一搏吗。杜萍就继续问我说，那能有人买吗？我就说那需要和被捐献人的血型匹配，那才行。摘除下来的肾脏必须在4个小时内完成移植，不然就会坏死，现在的技术好很多了，以前是摘除下来一小时内必须完成移植，不然摘除器官就会坏死。杜萍就问了我一句现在让我想来，都有点觉得渗人的话。她问我，那要是人的肾脏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如果她能搞到人体的肾脏，而且是活体取下来的，我能卖出去吗？我当时没有敢回答她，我就觉得这个跟我认识了这么久，也吃吃喝喝了这么久的女人，我好像不认识她一样。她看我不说话，也没有继续在说这件事，而是跟我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活着不就是为了钱吗！我听到她说的这些话，我就有点犹豫了。我那个时候正好和我前妻在闹别扭，也是因为钱的事儿，我前妻想买一辆十几万的私家车，我当时还差三万多块钱凑不齐，我心里就有点动摇了，就是这次杜萍的这句话，让我从此就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