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空印案，概括起来其实并不复杂。 按照大盛朝的律法，各县收上来的财税要层层上报，州府核算各县上报的财税，一直到户部。 等户部将全国真实入库的财税核算完毕之后，再与各地上报的财税数字进行核对，确保两个数字能够一致。 如果不一致，那么就要打回去重新核算。 但在大盛朝初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实物税，也就是里面不只有银两，也会有粮食、布匹、丝绸、盐等等。甚至可能还会有朱砂几两之类的零碎物件。 由于各地的财税送到京城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导致实际入库的实物与之前各县统计的实物税相比明显变少、数字对不上，这个时候就要打回去重新审核。 而古代的交通不够发达，很多地方往返来回比较麻烦。 所以早在北蛮时，各级官吏为了省事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地方的官员携带盖着空白官印的账簿进京，到户部核算之后再填写，确保两个数字必然能对得上。 而在大盛朝建立之后，很多官吏其实还是前朝的。 毕竟在古代，能读书、能做官的往往都是地方的世家大族，或者至少是有一定基础的人。改朝换代时，大盛朝也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都弃而不用，那样会引发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其中的许多官吏，尤其是地方的吏员，其实跟之前是同一批人。 这些人自然顺理成章地按照旧时的办法来搞，拿着盖了印章的空白账簿进京，交上一份绝对不会出任何纰漏的账本。 但是对于盛太祖来说，这显然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为什么要求层层核查、对不上账就要打回去重新核算？ 就是因为税赋是国家的根本，这其中贪污舞弊的空间太大，所以哪怕步骤繁琐、过程麻烦，也要去抠这些细节。 这样拿着空白的账册进京，然后想填多少填多少，那记账还有什么意义？ 干脆连记账都省了，你们地方交多少户部就收多少，不交就不收了，岂不是更方便？ 所以盛太祖大怒之下一查到底，将所有涉事的掌印主官和副官都进行了处罚，主印官斩首、副印官杖刑罚后流放。 楚歌大概了解了一下，此时他遇到的这个案件，跟盛太祖当年遇到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至于这到底是不是冤案，楚歌倒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不是冤案？ 肯定不是。 一群地方财政官员和一群中央财政官员不远千里相聚在一起，在已经盖好章的空账册上商量着填写缴税数目，然后美其名曰是为了省事、提升行政效率？ 但凡皇帝不傻，应该都不会信。 这甚至已经脱离了做假账的范畴，已经是最恶劣的修改原始数据。既然这个数字是大家商量着来的，那各府各县实际收上来、层层核对的那些数据还有什么意义？ 反正你们看着填不就完了吗？ 大盛朝之前的各朝各代都是收实物税的，也没听说过历朝历代都用空印。更何况大盛朝有一千多个县，其中也有一多半是没有用空印做账的。 在空印做账的这些府县中，反而有很多都是京城附近的府县，快马往返一两日就可以到的地方，也用空印。 这要说是为了提升行政效率，那确实有点太侮辱人的智商了。 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核算清楚所有的数据，核算不清的话，盛太祖也只是让他们回去重新核算。 地方官的任务就是核算这些数据，结果核算了一年，算来算去对不上，竟然还理直气壮？ 更离谱的是，这些人为了图省事，直接就自己带着空白账簿来随便填了。 拿着前朝的惯例来做本朝的事，还振振有词？这种人被杀一批确实是不冤枉。 其次，这里边有没有被冤杀的官吏呢？ 这个无法证实，但多半是有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也很难区分。 因为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空印的操作方式会给整个财政系统带来巨大的漏洞，很容易产生舞弊的行为，而且极难追查。 有多少官吏借用空印敛财？又有多少官吏只是借用空印来省事？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查证的问题。 而对于盛太祖而言，要他相信这些官吏单纯是为了提升效率？那是不可能的。 楚歌也不信。 就像现在的官员，如果提出了一个能提升效率、但明显有着很大可操作空间的说法，普通人会觉得他们是为了提升效率还是为了给自己权力寻租？ 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这件事情要从严从重处理，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不处理，那么大盛朝后期遇到的严重财政问题，可能到前中期就要出现了。 毕竟捞钱的时候，大家的胃口都是越来越大的。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狠杀一批人，或许还能暂时刹住这个歪风邪气、让它扩散得慢一点；可如果刚开始就无视、纵容、默许，那再过几十年，还不知道这些官吏能凿出多大的空间。 但楚歌也不打算完全照抄盛太祖的办法，因为这件事情背后确实有个很难处理的现实问题。 就是实物税运输过程中必然存在损耗的问题。 空印案之后，地方管理会额外征收耗羡，用耗羡填补损失的数目，这样一来，实际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空印案堵住了官吏随意填写账簿的口子，但也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盛朝后期才有将实物税改为统一征收银两，而银两日常使用和熔铸时可能有自然损耗导致数目对不上，又有了火耗归公的说法…… 总之，这件事情在封建社会几乎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但一系列改革下来，至少能在当时起到一些效果，为王朝多延续几十年的国祚。 “以大盛朝初年的情况，将实物税统一改为征收银两肯定是不现实的，毕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强行改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更何况盛太祖已经暮年，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也推不动这种动辄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改革了。 “不过就实物税损耗这一点，倒是可以搞一个简化版的‘耗羡归公’。”
想到这里，楚歌在脑海中想好了这次案件的处置方式。 掌印的官员处死、副印官杖责流放，并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空印行为再度发生，这一点当然还是不变的。 而后，定一个“耗羡归公”的策略。 也就是说，因为实物税的损失，出现“耗羡”是必然的。但这笔耗羡不能从百姓那里额外征收，而且必须要有严格规定，不能让各级官吏想征多少征多少，要有一个固定比例。 这样一来，各地仍旧如实按照征税的数据进行层层上报，到户部核验。 当运送路程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产生损耗的时候，即可视为耗羡。进入户部时，如果损耗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正常入库，多出来的耗羡同样也不能由官员自己留着，同样也要上交，但这些耗羡可以作为补贴发放给各级官吏或者有其他的用处。 如果损耗不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要说明缘由。如果是因为特殊情况，比如天降大雨，那么就要有相关的证明可供查验。 当然，楚歌也很清楚，古代的任何税赋改革都逃不开一个定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将各种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合而为一，既降低征收难度，又让各级官吏没办法巧立名目进行贪污。 但在王朝末期，随着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度不断下滑，官吏还是可以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地多收税款。 也就是说，原本几种税款合成一种，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官吏又会巧立名目征收新税，而其实这种新税早就已经包含在之前的那几种税款之中了。 等于是朝廷从官员口中抠出灰色收入，官员优惠想办法增加新的灰色收入，百姓承担的税款反倒是越来越多了。 楚歌又不是神，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但他尽可能运用后世的智慧，让财税问题在盛太祖的这个副本里、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也算是能够对付着交差了。 在楚歌想好了大致的对策之后，就自动推行了下去。 然而就在楚歌准备去看一看大盛朝国祚的变化情况时，却发现这次的案件还没有结束。 小太监前来启奏：“陛下，方士用方大人求见。”
楚歌愣了一下：“方士用？”
他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这个人名。 很快，想起来了。 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士，也被卷入到了空印案中。 在历史上，他向盛太祖上疏，洋洋洒洒数千言，论证“空印案无它罪、可恕”。 而盛太祖给他的回答是：流放。 楚歌意识到，这次的情况多半与最初的文士副本一样。 仅仅给出一个措施还不够，还要当面驳倒这些人，任务才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