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简单短暂的试探，“拥戴哪个藩王临时监国”这个问题，就很快收敛到了只剩最后两个选项，福王和潞王。 这也很正常，毕竟原本历史上，主要也是这两人竞争，最多再加上一块史可法后期想尊重伦常纲纪而调用的遮羞布桂王——但如今这一世，因为朱树人带来的蝴蝶效应，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战中因为乱指挥乱压榨当地明军，遭到反噬，被张献忠杀光了。 而瑞王等选项，也跟原本历史一样死了。 所以，史可法连找遮羞布权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只剩了福王和潞王，退路已经彻底堵死。 在座的衮衮诸公，虽说并不全都是东林一脉，但能在南京六部厮混，多多少少跟东林都有关系——事实上，到了崇祯末期，“东林”这个概念已经被极大地滥用扩大化了，正如当年的“阉党”，也一度被扩大化滥用。 明末的党争，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后，什么斩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 所以能在天启朝当官的，几乎都得披上阉党的外衣，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 而到了崇祯朝，随着魏忠贤党羽覆灭，剩下的人不是东林党的也得装作跟东林有点关系，最后就满朝东林了，其实人还是那批人，无非换层皮假装投靠了另一派系。 大家多少都有点东林的干系，自然要担心福王为了当年他父亲老福王跟光宗争太子之位的恩怨，清算东林众人当年力挺光宗的旧仇。 怕的并不只是清算真东林，而是怕有人借着清算真东林的机会，搞随心所欲的扩大化打击。 哪怕福王跟崇祯的血缘关系确实比潞王更近一辈，东林文官也要想方设法枉顾这个事实，找点借口出来。 史可法还算是比较有节操的，这些话他本人也说不出口。 高弘图和徐石麒调任不久，不便出头，而姜日广作为礼部尚书，刚才起了高调子，也不好立刻说那些例外的话。沈廷扬倒是有点动机，但他文化水平太差，一圈看下来，也就只有吏部尚书王铎唱白脸了。 王铎一阵无语，只好当这个恶人，提出： “值此国难之秋，非比太平岁月，监国之人必须有才干，有聚拢人心之德望，方能度过时艰。福王虽伦常较近，但在藩时，忠孝贤名似乎……史阁部，还是要慎重呐。老夫执掌吏部，对藩务不是很了解，你们慎重便是。”
王铎这番话，说得闪烁其词，也是又想怂恿别人上，他又不想担太多责任，话说一半，又说自己不是很了解情况，只是提醒一下，让了解情况的人去具体讨论。 史可法听了后，倒是比较公允，他觉得所谓藩王是否忠孝贤明贪淫，平时也不太看得出来，拿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攻击福王，还是有点不厚道。 虽然历史上，史可法最终跟马士英说过“福王七不可立”，但说良心话，大部分是别人攒局凑数的。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其实就一条，那就是指责福王还是藩王时，便“干预有司”。 虽然《明史》没记载福王具体怎么干预有司了，但考虑到史可法的人品，后代研究者倒也觉得，福王在崇祯死前那段时间，多半是真的干预有司了， 毕竟从后来的结果来看，福王确实是有野心的，二来他在崇祯刚死时，就结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镇武将的支持，如果完全不跟官场、武将结交，他怎么可能这么快获得支持？ 而且史上攻击福王的那七点，唯有这一点是史可法亲口亲笔指出的，要是没有点根据，史可法犯不着这样糟蹋自己名声，要是肯糟蹋，早就连另外六点一起糟蹋了。 当然，不管历史上的福王，在崇祯死前，干预有司的具体情状如何，这一世，因为朱树人的蝴蝶效应，他确确实实落下了一个实打实的干预有司—— 就在崇祯死前最后一两个月，朱树人的部队北上救驾前夕，闯军南路军的刘芳亮部队，从河南攻打山东、河北，当时又攻破了归德府，知府、同知梁以樟、颜则孔弃城，率军突围逃跑， 亳州守将以及奉命救援归、亳的淮北藩镇刘良佐，也都有弃地和避战不救的罪过。崇祯当时还下令要追责这些人。 （注：不清楚的，跳看的，可以回去232章考古） 当时，福王朱由崧就看在梁以樟等人，在前一年他和潞王叔逃到商丘避难时，曾经庇护过他们，有点恩情，于是大包大揽从合肥去凤阳，找到凤阳总督马士英，托人情庇护梁以樟、颜则孔和刘良佐。马士英也卖了他这个面子。 朱由崧敢这么干，估计也是当时已经看明白了，崇祯很有可能要完蛋了。事实上他这么干之后，崇祯也确实没活满两个月， 朱由崧这番请托人情，也让凤阳周边几个府的地方官和武将，对他感恩戴德，觉得是福王殿下明察秋毫，截胡了陛下滥追责问罪的乱命，保住了几个失地败军之将。 经过这事儿，朱由崧人心倒是收买到了，但他显然也落下了一个比原本历史同期，更加确凿无疑的罪证：他实打实地“干预有司”了！ 干预具体手法，就是劝阻凤阳总督马士英执行崇祯下达的“问罪梁以樟、刘良佐”等人的旨意！这是抗旨级别的“干预有司”！ 虽然从结果来看，这个干预体现的是“仁厚”，是保人救人，也确实收买到了人心，而且只是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差，当时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但法理上就是干预。 哪怕他觉得，几个月之后，这个位置就该他坐了，但提前越权，就是会落人把柄的。 偏偏朱由崧也是没办法，他毫无官场根基和势力，眼看崇祯要死，他多拉一两个督抚和武将作为后盾，也很正常，显然是经过脑子权衡后的决定。 朱由崧很清楚，他那位堂叔倒是什么都不用做，可以以软弱仁懦示人，而且血统也比他远——但他堂叔命好啊！没生出儿子，断子绝孙，只有一个女儿，还嫁了个手握二十多万兵马的总督！ 就算朱常汸没有野心，朱由崧不敢赌朱常汸没有野心，他必须预做准备。猜疑链这种东西一旦启动，不是说对方表现得人畜无害，另一方就能收住手的。 …… 六部重臣中，史可法对于朱由崧“干预有司”的具体表现和细节，算是最了解的。 谁让他在当南京兵部尚书之前，就是从如今马士英那个位置上挪过来的呢，在安庐和凤阳的明军之中，史可法的眼线是最多的。马士英刘良佐和朱由崧的小动作，他也就都有所察觉。 既然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史可法自然不屑于再去捕风捉影栽赃，于是他就只攻击这一点，把上述“福王干预有司”的作风瑕疵，跟其他五部尚书都说了。 “……是否贪淫、不忠不孝，暂且不论，这干预有司，越权擅断，却是几乎实打实的。如今的问题，只是这个罪过，是否能影响到血缘伦常、足以决定是否让其监国的程度，有没有那么严重。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其余众尚书听了之后，也是反应不一，好几人精神一振，王铎执掌吏部，对于朝廷权限法度最敏感，当下就表示了这个罪过可是不小。 礼部尚书姜日广，则摸着胡子犹豫：“干预有司确凿，着实不是小事。但只靠这一点，就推翻伦常亲疏远近，怕是还不太够。 毕竟如果按照伦常，福王确是陛下殉国后，血缘最近的藩王了，说起来他也是提前了一两个月滥用权力……如果我们不追究，却也没人会去追究。此事毕竟还没闹大。”
史可法觉得姜日广这番话有些滑头了，按说众人当中，他史可法相对而言并不算怕福王掌权的，其他五人至少有三四个比他还担心这事儿。 但姜日广却要撇清责任，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别扭。 好在，这一次史可法还没开口，倒是一个一贯以读书少、学问差著称的同僚，很有担当地开口了。 户部尚书沈廷扬颇有侠气，忍不住说：“姜部堂！你这番话，口口声声朝廷礼制，可那些礼制，是选新君、定国本才用的。 但我们如今讨论的是选监国，又没哪条大明律法祖制说选监国也一定要按伦常远近！选监国时选贤有问题么？再说了，你说福王也不过是稍稍提早动用权限，那我倒要问你，难道福王为刘良佐、梁以樟开托、找马士英疏通时，他就能预言陛下诸子也会横遭不测不成！ 毕竟要是大行皇帝诸子但凡有一个南来，那就轮不到他福王对国政指手画脚了！”
沈廷扬这人商人出身，比较抓实质问题，也不跟人掉书袋，他这番话糙理不糙，史可法、王铎一听，也觉得甚有道理。 对啊，咱是选监国，没说监国也要按立新君的标准来选。 史可法不由点头称是：“沈兄这番话，倒是颇有启发，确实，咱只是选监国，监国以贤，并无问题。值此乱世，监国最重要的是稳定人心，不干预内阁运作。潞王虽然仁懦，却也因此能让人安心，天下人都知道他不会干预有司。 自古监国之道，便在选贤任能，垂拱而治，齐桓公得其人，遇事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不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这番话大义凛然，谁都挑不出错来，因为按照儒家的政治理论，皇帝或者说君主，最重要的就是兼听则明，外加识人用人，至于具体做事，那是不需要皇帝的，皇帝只管用好人。 魏文侯跟田子方吃饭时，听出编钟的音律不准，指出了哪个钟音高了，应该再让铜匠锉一下，田子方就教育他： 孔子说了，君子不器，人君不该觉得自己在任何专业技能上强过专业人才，人君应该是选出最专业的人才去做专业的事情，这样才不会刚愎自用越俎代庖。 否则不就跟后世足协行政官员指挥主教练一样了么。（君子不器不是说君子不能有技能，而是君子要保持谦虚，哪怕有技能，也不能觉得自己比专业人士更有技能，要信任专业人士） 姜日广被史可法这么一总结，也不好再说什么，反正今天这场会议的过程，将来就算流传出去，也不会有他什么责任了。最多就是潞王真上位的话，他可能不太捞得到好处，但只要四平八稳也就够了。 史可法又扫视一眼全场，觉得大致算是有了统一意见。 而王铎见大势已定，也补充了几句锦上添花，算是同时对史可法和姜日广说的： “史阁部，姜部堂，有句话，老夫也是突然想到。如若真要选贤，光这干预有司一点，怕是还不太够用。其余德行诸事，按说是该礼部管的，但姜部堂若是管不过来，事多繁杂，不如再临时商议一个礼部侍郎，专管此事。”
史可法和姜日广对视一眼，知道王铎这是要拉个人干得罪人的事情，便由史可法问道：“王阁部可有合适人选？”
王铎眼睛一眯：“钱谦益如何？他虽赋闲三年，资历倒也足够。”
历史上，钱谦益在崇祯殉国前后重新被拔擢官职，就是为了利用他的士林地位，拥立造势。钱谦益一开始也是倾向于拥护潞王的，为的就是东林利益，后来马士英拥立了福王，他又去通过阮大铖跪舔，两边讨好。 另外说句题外话，历史上最后多铎打到南京城，群臣投降时，便是王铎跟着钱谦益一起领衔投降的，两人私交本就不错。 如今，却是因为蝴蝶效应，看到史可法公事公办只肯拿“干预有司”这一点证据确凿的理由否定福王，不肯歪曲事实多泼脏水。 王铎怕不能板上钉钉，姜日广又怕担责任，那就把钱谦益单独拎上来，弄到礼部当姜日广的副手，专门负责那些捕风捉影的泼脏水工作。 要是最后事情有变，比如泼了半天脏水福王还是上位了的话，大不了王铎他们就抛弃钱谦益这颗棋子好了，把锅都推到钱谦益头上。 其余几个尚书，除了沈廷扬之外，也都对王铎的避险心思心知肚明，没说什么。 史可法想了想，也不反对王铎的人事调动建议。如今没有监国，起复一个侍郎，还不是他们内阁讨论就临时决定了。 商量好了之后，史可法便遣散了众人，让大家各自按计划行事。他也要考虑，如何筹备把潞王迎接到南京来监国的事儿。 其他人走后，沈廷扬倒是单独留了下来，找了个机会，私下对史可法说：“宪之，你不觉得觉斯（王铎）他们的手腕……有些贪多务得、舍本逐末么。 自古办大事，要的是提纲挈领，何必罗织一大堆理由？若是嫌‘干预有司’这一条不够分量，完全可以另想它法——前几天，护漕总兵张名振，可是刚刚救了懿安皇后、坤兴公主，在苏州登陆后暂且寻地安置。 我们何不再派人去问安，顺便问问懿安皇后有没有听到陛下殉国前留下过什么言语？”
史可法的瞳孔剧烈缩放了几下：“陛下……当时肯定还心存希望，觉得太子或永王定王能安妥吧？不可能留下传位口谕吧？这种事情，可不敢想！”
史可法很清楚，崇祯死时，他最多知道太子已经跟着一起被抓了，但绝不可能想到两个小儿子也会被国丈周奎出卖。所以要说崇祯会留下口谕传位福王甚至潞王，那都是不可能的，天下没人会信，所以他们这几天也就没问。 另一方面，张嫣和朱娖抵达苏州的日子确实还不久，也就几天之前，南京这边暂时没人去问安和迎接，而是让她们在苏州暂住，也是这个考虑。 因为不知道未来朝廷是谁做主，张嫣贸然来南京的话，也不好定位——要是朱由崧上位，那朱由崧虽然年纪比崇祯大，但毕竟还是比天启年轻，所以张嫣还能继续当皇嫂。 可要是朱常汸上位，他是天启和崇祯的叔叔辈，张嫣活在世上，只能以新皇帝的“侄媳”自居，比较尴尬，所以不能提前送到南京。 沈廷扬却一语打破了史可法的顾虑：“若是关于传位的口谕，陛下殉国前自然不可能留下，陛下又不知道其诸子有谁能逃出来。 但若是关于暂时监国、过渡保扶永王或定王中得以逃脱之人顺利接位，这样的口谕，还是有可能留下的吧？不问问怎么知道？”
史可法一想也对，此前他们想的是立新君，崇祯不可能说过立新君的口谕，也就没必要问。但现在想的是找临时监国，崇祯未必就没有留下遗言…… 哪怕是口述的。 沈廷扬看史可法想通了，便提供了一个人选：“宪之，犬子如今正驻军合肥，携妻侍奉岳父母，不如让郡主以堂妹的身份，以探望堂嫂的礼仪，去苏州向懿安皇后问安一下，这也不违礼法吧？”
史可法想了想，这个倒确实符合礼法。 朱树人当然是没资格拜见张嫣的，崇祯活着时，张嫣就是皇嫂，哪有见男人外臣的道理？ 但朱树人的妻子，小郡主朱毓婵要拜见堂嫂就没问题了，宗室公主郡主，一直都有被皇后皇妃召见入宫的惯例，嫂子见小姑子，太合理不过了。 “那就有劳潞王府郡主，先去请安压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