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针对上一章的争议说几句。《明史》张献忠的传上原文就写着“十四年正月……献忠果东出……自率轻骑日夜驰三百里……陷襄阳城，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籓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 这两章的情节我原本也没打算详写，但正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今因为主角的蝴蝶效应，被推迟、变形，我总得交代，今天就能过完这部分情节。历史上张献忠第一次破襄阳时，兵力确实不多，后来襄阳也有重新被朝廷控制、再被李自成控制的纪录。 可以推定张献忠这次来，至少没有打算长期占领。只是想杀藩王陷害杨嗣昌，并且抢劫一大笔钱财、发钱收买人心或者招兵买马、再顺手杀一些官员，说哪个目标更主要，都是合理的，尤其是陷害杨嗣昌这个目的，有《明史》上的对话原话为证。 另外，根据正史推断，可以判定张献忠在襄阳城内以及杨嗣昌身边肯定有内奸眼线，所以他敢找薄弱的时间、地点，钻空子。 沈树人是意外出现的，在张献忠的情报网预料之外，所以他派来偷袭的人也就没来得及撤退，多杀人抢劫了一会儿，没控制好时间。这我认为很合理，不存在给张献忠降智。这都是历史上他干过的事情，有什么降智的。） —— 崇祯十四年七月的大明天下，实在是千头万绪，剧变连连。 李自成攻洛阳后，短短二十天里，天下接连发生了一大串的连锁反应，简直比弹药库殉爆还夸张。 福王被杀、杨嗣昌请罪、左良玉被牵连削去将军号移镇……这些消息传回京城后仅仅五天， 湖广方面又传来“襄阳被流贼假扮成百姓入城渗透作乱、刺杀藩王”的重磅消息。闹得京城的皇帝和京官们都彻底懵逼了。 除了一群喷人不怕事大的言官之外，没人想看到这种局面。 这次的消息，是湖广兵备佥事沈树人六百里加急送来的，仅仅两天之后，杨嗣昌也送来了再一次的请罪折子。 据说杨嗣昌听说襄王、贵王被杀，还急火攻心又吐血昏厥过去了，但好在是暂时没生命危险，康复后还能吊着一口气继续戴罪督师。 应该是沈树人也第一时间派人去安慰过了杨嗣昌，并且把自己的说辞、打算跟杨嗣昌透过气了，才让杨嗣昌不至于像历史同期那样忧惧绝食而死。 因为历史上他犯下的是“失地陷藩”的大罪，自觉肯定会被治罪处死，还有可能祸及家人，才希望早点“工伤殉职”，换取一个体面。 现在沈树人的补救，死死把事情的性质咬死在“刺杀”而非“失地陷藩”上，就还有转机，让杨嗣昌看到了希望，能继续燃起一阵子求生意志。 当然了，杨嗣昌肯定会让他在京城的心腹盯着点消息，看看崇祯最后究竟怎么给这事儿定性。如果崇祯能接受沈树人上报的定性，拍板说着就是“渗透作乱刺杀”，那杨嗣昌也就不急着去死了。 如果崇祯最后不接受沈树人上报的定性，非要拍板成“失地陷藩”，那杨嗣昌就得赶紧在司法程序走完之前自杀、以保护家人。 这种等着消息决定是否要自杀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 “短短几日，连续那么多藩王被流贼杀害！杨嗣昌到底干什么吃的！朕要灭他的族！”
文华殿内，刚刚惊闻噩耗时的崇祯，果然还是很不冷静，泄愤地砸了很多瓷器玉器，旁边包括王承恩在内的宦官宫女，全都大气也不敢出。 不一会儿，被皇帝召见的六科给事中等谏官，也陆续来到宫里，要讨论这事儿的定性。 最终定性肯定不是给事中级别的小官能拍板的，但他们代表了相关科道言官的意见，皇帝也得参考一下外部对这事儿的看法、会不会给皇帝丢面子。 崇祯这人很爱面子，所以有时候他杀不杀人，决策因素不是看对方罪该不该杀，而是“外面的人是否会因为皇帝这次没杀人而看不起皇帝、觉得皇帝丢脸了”。 以至于崇祯朝各科的给事中也暗暗掌握了这个规律，对于自己想攻讦的政敌，一旦对方摊上事儿了，他们被皇帝召对时，就添油加醋说“这次的事儿外面都知道了，传得沸沸扬扬，如果陛下不严明执法，恐怕会被天下士林耻笑”。 如此一来，陷害死犯事儿大臣的概率，就能提高那么几成。 当然，这招也不可能百试百灵，不然崇祯朝的文官早就被政敌陷害杀光了，崇祯也是有底限的。 如果科道言官敢夸大其词、最后被发现纯属捕风捉影煽风点火，那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坐实了诬告罪的话，被反坐杀头的也不是没有。 这一次，要给杨嗣昌的疏忽定罪，崇祯首先召见的便是兵科给事中沈迅。 好在杨嗣昌也不傻，他离京外出督师，留在京城的兵科给事中当然都是他安插的心腹——历史上，这位沈迅和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都是杨嗣昌外放前提拔上来、留在京城兵部的耳目。 杨嗣昌活着的时候，沈迅和陈新甲之间关系还可以，两人也都忠于提拔他们的杨嗣昌。 但杨嗣昌死后，这沈迅和陈新甲的矛盾就激化了，最后陈新甲被人弹劾问斩之前，沈迅还落井下石了，结果崇祯听说之后，都有些不齿，还喷他说“当年杨嗣昌提拔你俩，要是让你上你还不如陈新甲呢”。 所以，如今这一切虽然还没发生，但沈迅好歹是忠于杨嗣昌的，此时此刻还不至于跳反。 面对皇帝的垂询，他也诚恳地说：“陛下，臣以为此次变故，湖广兵备沈树人所奏确属有理。张献忠并未能攻占、长期占领襄阳，只是派出了一些死士渗透入城刺杀。 这些人都不穿甲胄，兵器也是另外偷藏进城的。让朝廷大军负责排查这些刺客，属实有些为难。所谓术业有专攻，出了这种事儿，应该是王府护卫和地方典史、衙役捕快的罪责。 如果是发现了流贼渗透后、一刀一枪正面搏杀打不过流贼死士，导致城池陷落，那才是守军将士和督师督抚之责。”
崇祯原本其实也不太想严惩杨嗣昌，因为他已经通篇细读过了沈树人的奏请，看明白其中“张献忠谋害藩王，就是想陷害督抚、利用大明律法的空子让朝廷自毁长城”。 既然如此，崇祯也不傻，不能中了张献忠的计。 因此，只要皇帝不丢脸，有台阶下，就可以不杀杨嗣昌，最多只是训诫降职、降低待遇、罚俸，但是依然管原来的事儿。 待遇可以降，权力不能随便变，不能破坏剿贼大业。就像诸葛亮街亭兵败、贬官三级，虽然挂右将军的头衔，管的还是原来的事儿。 崇祯对沈迅试探再三，见对方言辞恳切，有了台阶，这事儿也就暂时揭过。 然后他又召见了如今还只是兵部侍郎的陈新甲，也问了一番，陈新甲的意见也差不多，崇祯就决定等几天、风头过了再慢慢下论断。 （注：历史上陈新甲这时候已经是兵部尚书了，杨嗣昌都死了小半年了。但因为蝴蝶效应，设定陈新甲现在还是侍郎，要过一阵子才正式升尚书。） …… 然而，崇祯没想到的是，大明朝到了这节骨眼上，党同伐异互相攻讦的破事儿永远不会少。 杨嗣昌走之前，把兵科的给事中都安排成自己人，但他不可能把六科的给事中，以及全部的科道言官，都安排成自己人。 杨嗣昌一派跟东林之间也有不少恩怨纠葛，所以很快就有一些不负责兵事的言官，也开始抨击杨嗣昌，外加不服“襄王贵王之死是刺杀”的定性。 也反对朝廷明确解释相关律令、明确“失地陷藩”的时间尺度。觉得“暂时被刺客渗透扰乱某座城池数日、就被朝廷大军赶回平贼”的情况，也该继续算“失地”。 “失地”怎么可以因为是被偷袭、是临时不差，时间短，就不算失地呢？一天都不行！ 东林“众正”从来都是丝毫不允许有道德瑕疵的，原则问题哪能给个宽限期？ 上书抨击得最狠的，是两名给事中方士亮、马嘉植——说来也巧，这俩人正好是历史上一年后弹劾弄死陈新甲的。 不过仔细想想也正常，陈新甲算是杨嗣昌的余党，那些历史上跟陈新甲不死不休的东林众正，自然也会是此刻最想给杨嗣昌上眼药的。 方士亮、马嘉植拼命拱火浇油，渲染“现在外面士林清议都在耻笑陛下执法不严，不能驾驭地方督抚，任由地方上随意降低守土标准、有辱我大明刚正誓死不退的威严”云云。 崇祯被闹得很没面子，不免又生出了杀杨嗣昌的心思。 如此局面，想帮杨嗣昌斡旋的沈迅也没了办法，他毕竟只是一个给事中，不可能跟其他一群给事中对喷，那也不是他的职责，如果表现太积极还会被怀疑—— 言官的存在，价值就是查漏补缺，弹劾事务官，哪有言官主要火力是用来喷别的言官的？你是什么居心？ 所以，只有受恩于杨嗣昌的兵部侍郎陈新甲，可以勉为其难在那儿苦苦支撑，却独力难支。 …… 事情又过了三四天，总算出现了一些转机，主要是左子雄终于押解着艾能奇到了京城。 之前送信的是六百里加急，而押送囚犯不可能跑这么快。哪怕有骑兵快马兼程护送，比送信使者慢上一倍多时间也是正常的。 左子雄抵达京城这天，已经是七月底了。而战俘和流贼囚犯的事儿，当然归兵部管，所以左子雄就把人直接送去了陈新甲那儿。 陈新甲很郑重地亲自接见了如今才刚升参将的左子雄，显然是想从前方挖掘一些对杨阁老有利的素材。 他看了沈树人让左子雄随身携带的信件、以及听了左子雄自己的一些补充陈述后，才稍稍有些喜色，连忙确认道： “哦？沈兵备在襄阳平息刺客时，还缴获了被刺客劫走的一部分襄王府、贵王府、及其他被害豪绅的家财？还一并押运了一部分到京城来？”
左子雄诚恳答道：“确如尚书所言，当时城中被杀藩王、豪门、富户逾数百，不过凡是没有阖门而丧、全族被灭的，沈兵备都找到了苦主，把被劫家财归还了苦主。 只有那些阖门灭绝的，没有苦主可以发还，才送来京城，理当上缴国库——不过，也不是全部，相当一部分粗重财物，主要是粮食、绸缎、布匹、器物。张逆麾下义子、贼将在破府后，就选择了直接发散给襄阳城内百姓，以收拢人心、招募新兵。 沈兵备怕强行把流贼发给百姓邀买人心的财物征收回来，会导致民心愈发向贼，也就默认了这一部分。具体该如何向朝廷澄清，就看陈侍郎定夺了。”
陈新甲点点头，知道这笔银子还可以操作，还可以想办法帮杨嗣昌在京城稍微疏通一下。另外，他也知道沈树人肯定自己也留下了很多，不会那么好心都送来的。 仓促间也不可能把百万两级别的家产送到京城，半路上早就被人见财起意、甚至会诱惑押运军队自己见财起意就反水。 陈新甲继续往下看，又关注到几个点，重点询问：“按你的说法，沈兵备在派你押送艾能奇时，就已经想到张献忠可能派人在半路拦截、也有可能想抢回这些银子，所以沈兵备实际上安排了一明一暗两支队伍，明的护送、暗的埋伏。 最后，还真就等到了张献忠部的一次伏击尝试，但是被你们成功拖延到暗中护送人马出现、将张献忠的劫囚队伍再次击败？又斩获百余人、俘虏数十骑？ 另外，根据沈兵备的调查，还能确认杨阁老身边和襄阳城里，确有张献忠的内应细作、他这才能如此料敌先机？而这些细作的身份，你们也通过严刑拷打艾能奇及其他被俘的流贼部总以上军官，问出了几个？”
左子雄非常坦荡地承认：“确如侍郎所言，末将此番护送，半路又杀退一波劫囚者，但实在不敢居功，是沈兵备思虑严密，末将不过是动手的武夫。 沈兵备还说，张献忠多疑，如果真遇到劫囚并且成功挫败，还能进一步让张献忠怀疑他麾下诸义子有内斗。但具体会如何发展、如何利用，沈兵备也不可能预测。 他说早就听闻陈侍郎您是杨阁老提拔的兵部官员中、最足智多谋的。相信您能随机应变，把这些条件充分利用好。”
陈新甲听了左子雄转述的吹捧言语，也是有些得意。他这人别的不说，至少还是知恩图报、实用主义的。 稍微琢磨了一下，就意识到这次的俘虏能有大用。毕竟俘虏的口供，杀伤力是很大的，尤其还能证明张献忠确实擅长收买内奸、眼线，这挖出来就是一个大案。 很快，陈新甲就自己想到了一条毒计——天地良心，这完全是陈新甲自己想要打击政敌，跟沈树人完全没半毛钱关系。 那些京城的龌龊派系斗争，沈树人是一点都不想沾，他只是不希望朝廷的剿贼方略出现反复。 …… 又数日之后，陈新甲的反击还真就组织好了。 一方面，也是张献忠给力，在抢劫、杀藩襄阳的部队被重创、几乎全歼，去救艾能奇的劫囚小队也被反杀后。 张献忠恼羞成怒，为了尽快以陷藩罪害死杨嗣昌，他不惜血本又组织了几次死士渗透作乱、刺杀藩王的戏码。大部分没成功，也有少数成功了，但因为都是小股刺客，也没有别的收益，抢不到什么财物，抢到了也转移不出去，基本上是有来无回的死士。 另一方面，陈新甲重新严刑拷问了被送来京城的俘虏后，抓到了一些新的“口供”：张献忠多次在其军中反复强调，如今的当务之急，是趁着杨嗣昌因为福王之死忧惧将死，要赶紧添一把火把杨嗣昌的死坐实了。 所以，他有收买朝中言官把张献忠部的损害小事化大、给朝廷多丢脸面、促成崇祯多杀地方督抚，把抗贼最激烈的督抚能害死一个就害死一个。 原本只是“刺杀”的行为，要让这些言官们把事情闹大到“失地陷藩”的程度，让皇帝下不来台。 最后，陈新甲还拿到一份口供：吏科给事中方士亮，就曾经收过张献忠的银子，要里应外合把“刺杀”扩大化为“失地陷藩”，作为张献忠的内应，帮张献忠陷杀地方督抚！ 崇祯得到这份来自“张献忠义子”的口供后，果然大怒，也有了借口，立刻把最能哔哔赖赖的言官方士亮直接以“通贼内应”的罪名抓起来，居然最后还真从方士亮府邸抄出十几万两银子的不明来源财物。 天地良心，这笔银子倒是真不怎么需要人去栽赃，因为随便一个京官，抄家出十万两都是正常的。陈新甲最多就是稍微玩了点辅助性质的小花招。 人赃并获，还有流贼一方的口供，还跟流贼的陷害督抚动机完全吻合，出身东林档的吏科给事中方士亮，就这样被夷灭了三族——通贼内应的罪名，这样处置绝对是应该的。 一时之间，其他东林言官瞬间噤若寒蝉。 哪怕是原本再强的大喷子，这时候也不敢开口了。 死了也就罢了，还死得那么窝囊，被流贼贼酋的义子招供出来说他是张献忠的内应，那简直是辱没祖宗十八代了。 这事儿也就算这么过去了。 杨嗣昌该罚还是要罚，如前所述降级、罚俸、取消待遇，依然管原先的事儿。 而兵部尚书衔也被彻底拿掉，借着这个机会，崇祯也给兵部侍郎陈新甲顺势提拔了一下，让陈新甲正式当上了兵部尚书。 陈新甲履新之后，对于沈树人这个朋友当然是彻底认下了。从此京城六部里面，至少有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户部尚书蒋德璟，都是沈家的铁杆盟友。 沈树人在地方上的生存环境，显然又能优化一点。 也不用太担心最后一年多里崇祯哪天情绪不稳定对湖广人事乱来——崇祯对地方的控制，也就剩一年了。别看他还有两年半才死，但洪承畴降清之后，崇祯就已经失去对地方的实际掌控了。 —— PS：开头有点澄清说明，这一章又有一点史料，就五千五百字一次性发了。除掉开头的说明，正文至少也五千字以上。 这书均订不到《三国忽悠》的十分之一，爆更肯定是不可能爆更了，没人会为了每个月两千块钱爆更的（杭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2600了，我连低保都不到）。我的人品能保证完本，好好写下去，就这样。 今天其实也九千字了，我虽然不爆更，但经常有大章，八千到一万字的日子也不少，知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