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游戏位面整体处于末法时代，至少李云龙来了之后，没有见到那么多鬼神。 更不可能随便一个老百姓背后都跟着好几个鬼神！ 那么是佛道两教的书上在乱写，李云龙不敢肯定，自己思考的结果，应该是佛道两教的书籍上面缺少了某些关键性的记载。 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世界环境下，佛道两教的书籍记载的情况，才有可能被李云龙观察到。 现在这个游戏位面所拥有的整体环境，多半是不支持这种可能性的。 龙虎山在京城当中的做法应该不可能建设真正的洞天，龙虎山自己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龙虎山追求的应该是某种阶段性的成果，比方说把京城经营成自己的道场。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看龙虎山的做法还真有可能，毕竟这么大的投入总要有所产出，大面上总得说得过去才行。 如果是为了把原本满人朝廷的京城，改造成龙虎山自己的道场，那么各方面也就都交代的过去了。 甚至于效果还会好的离谱。 就李云龙目前观察到的情况，龙虎山改造范围内的京城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之间身上已经多了很多符咒。 这些符咒可不是龙虎山的人挨个去画的，而是因为身处特殊的环境当中，依着自身的特性潜移默化衍生出来的。 当然如果京城本地的老百姓长时间脱离龙虎山制造的特殊环境，那么这些符咒也会自然消亡。 可是只要在京城的特殊环境笼罩当中，老百姓身上这些自然衍生出来的符咒就不会消失。 再加上龙虎山手下依托地脉到处乱跑的鬼神，对这些老百姓身上的符咒进行精细的调整，并且针对特定目标进行操作也不成问题。 如果这些符咒的控制权落到李云龙手里，那么这些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就会单方面向李云龙透明。 如果李云龙愿意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操作的话，那么这个老百姓的命运，寿数，福禄，健康，等等概念性的因素都会被李云龙人为影响。 至于部分程度的调整个人的记忆，更是小菜一碟。甚至人为制造出一个疯子或者马上死亡也能做到。 龙虎山手中掌握着整套机制，理论上能够做到的事情比李云龙这样的散人更多。 当然，京城这里毕竟不是真正的洞天，一个半个普通老百姓还无所谓，如果想要大规模操作，就算换成龙虎山来动手也肯定会出问题。 反倒是利用政令法律权势财富等等因素，对老百姓进行控制不容易引起神秘学层面上的麻烦。 作为京城实际统计者的龙虎山有太多的选择，多半不会在实际当中做出这种自找麻烦的事情。 李云龙总结下来之后，觉得龙虎山在京城当中进行的改造很可能有自己的深意。 如果只是为了一时一地的统治，龙虎山在这段时间投入京城的人力物力未免就太大了。 光是为了维持京城神秘学层面的体系就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虽然这种统治很有效率，未来的发展潜力也很大。 但是投入也相当惊人，至少李云龙这种孤家寡人就没有办法像龙虎山这样大手笔的折腾。 技术层面，李云龙也能勉强做到，但凭着李云龙目前手头的资源，无法长时间维持这种消耗。 所以龙虎山的玩法虽然好，在李云龙自己的地盘上却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深入的思索一下，李云龙觉得如果龙虎山想要在地上建立道国，那么整个京城的情况很可能是一种实验。 可能是一种在这个时代的大地之上，重建传说中的城隍体系的实验。 传说当中的城隍本是道教中守护城池之神。 城隍信仰在南北朝时期兴起，至明清时期渐由守护神演变成与人间政府所派遣的“阳官”对应的“阴官”，专责这一地区的大小阴间事务。 各地的城隍由不同的人出任，甚至是由当地的老百姓自行选出，选择的标准是殉国而死的忠烈之士，或是正直聪明的历史人物。 古代的城市，一般用土来筑城墙，城墙的四周都挖有护城的堑壕，有水的称池，没水的称隍。 所以这种护城的壕沟就叫“隍”。城隍本指护城河，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
据史书记载，城隍是原始信仰祭祀的神之一。从资料记载来看，城隍神最早见于周代《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墉神。 《礼记·郊特牲第十一》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
“大蜡八”是指什么呢，郑玄注云：所祭有八神也。许慎《说文》云蜡“从虫昔声……曰年终祭名者矣”。 所以大蜡八即年终祭祀的八位神，他们分别是：司啬、百种神、农神、邮表、禽兽神、坊、水墉、昆虫。 其中水墉居其七。水墉是农田中的沟渠，水墉神也就是沟渠神。 后来古代的城市亦要修筑城墙，城墙之外还要有一圈护城壕。根据专家的研究，古人就因此引申了水庸的职责范围。 后人所说的城隍就是从水庸这里来的。 “城隍”二字，始见于《易经》泰卦的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其中“城”指城墙，“隍”指城壕(护城河)。 城隍信仰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大兴，梁武陵王时，某地乡民在筹祭城隍时，突然间窜出一条红色的蛇，绕着牲牛不去。 由这段记载可知梁时祭祀城隍在南方已是件极为寻常之事。 及至隋唐一统天下，初因祭祀城隍的习俗仅流行于江南一带，故于唐初尚未被列入祀典。 但是中唐以后，各州郡相继设立城隍祠，可见此时的城隍信仰已逐渐发展成全面性的信仰。 当时张曲江曾有《祭洪州城隍文》，五代之际吴越王有重修《城隍神碑记》，南宋陆游亦有《宁德县城隍庙记》。 由此可知，中唐以来都县大多有祭祀城隍之活动。 及至明代，朱元璋于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当时的京都（南京应天府）的城隍神被封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 汴、濠、鸠、和、滁等州朱元璋“龙兴之地”的城隍亦被封为正一品王爵。 其他府城隍则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被封为正二品，州城隍“鉴察司民城隍威灵侯”为正三品，县城隍“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为正四品。 到了满清初年又加封BJ、南京、西安、福州四地为“都城隍”。 而后台湾的新竹城隍庙受光绪敕封，亦称都城隍。 自满清开始，民众一般把城隍归为下列几类：都城隍（公爵，威灵公）掌管省；府城隍（侯爵，绥靖侯）掌管府；县城隍（伯爵，显佑伯）掌管县。 当然在一些特殊地点或特殊机构中也都存在着这四类以外的城隍。 如苏州除了府城隍之外，还有布政财帛司“城隍”庙、按察纠察司“城隍”庙、粮巡道城隍庙。 长洲县的城隍还兼“七省漕运都城隍”，即漕运总督的城隍；赤阑相王庙兼苏州的江南织造城隍神。 城隍信仰在历代帝王的推崇下遍及天下各地，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一两座建筑雄伟堂皇的城隍庙， 城隍神原是城镇的守护神，后来渐由守护神演变成对应于人间政府所派遣的“阳官”的“阴官”，专责这一地区的大小阴间事务。 后来因为民间信仰的影响但凡新官到任前需到城隍庙斋宿。上任日，更需在城隍前完成祭礼才能就任。 一般来说，官员会祷告城隍爷一起协助地方政治事务。 北宋欧阳修所写的祭城隍文中提到：“吏竭其力，神祐以灵，各供其职，无愧斯民”。 既显示了当时官吏们对城隍的敬重，更是通过这种手段与城隍信仰为代表的本土势力达成了默契。 城隍爷的信仰可不是孤家寡人，在传说当中城隍爷的信仰是一套完整有序的官僚体系。 城隍下辖有文武判官、各司大神、甘柳将军、范谢将军、牛马将军、日夜游神、枷锁将军等神。 其中城隍的僚佐为各司，而各司依各庙配置，并不相同，有三司（如阴阳司、速报司、纠察司）、六司甚至到廿四司或卅六司之说。 且各司名号也不尽相同，大部分以阴阳司为诸司之首。 阴阳司是城隍爷的第一辅吏，协调诸司，监察诸案后，方陈报于城隍。 各地城隍一般多由历史上的忠良贤达来担任，如福建都城隍庙奉祀的是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 周苛因忠贞不屈，痛斥项羽，而被处烹刑。战国时代的春申君黄歇，因连横抗秦有功，即被奉祀为苏州城隍。 也有一些是对当地开化民智、提高民生有很大贡献的国主或官员。 如浙江缙云县城隍就是缙云县首任知县李阳冰，浙江绍兴城隍庙供有功于民的庞玉大将，宁化城隍庙城隍为巫罗俊，广州城隍爷是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国皇帝刘龑。 也有“廉洁奉公，拥政爱民”的“清官”，如杭州城隍周新，明成祖即位时，任之为监察御史，多所弹劾，贵戚震惧，当时被视为冷面寒铁，曾任浙江按察史。 京城地区是明朝一代忠良杨继盛，AH青阳城隍庙是清官海瑞等等。 城隍爷的信仰当中实在包含了太多东西，不仅包含了当地的人文地理，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民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