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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五章 学术的根本在道统(1 / 1)

即使那个家中有一个让他厌恶的叔父,可是那里的感情让他无法作出割舍,他觉得相比起汴京的繁华,家乡之于他更为重要。

在犹豫和踌躇了许久后,他方才是做出了这么一个艰难的决定。

“伯伯,感谢您的心意,汴京固然繁华,可是我还是割舍不下乡里的亲人!”

若是真的留在了汴京读书,那么以后同父母亲人联系,也就只能够通过书信往来了。

毕竟汴京来回一遭可是很远,如今可没有什么便捷的交通工具。

这来回可不是一件简单的易事,如今若是跟着这个刚刚认下义父后面,将来的生活定然会比回去更好。

可是他依旧会拒绝,身边的塞赤也不明所以的傻呵呵地笑着,一边吃着桌上的饭菜。

一顿饭后一家子人又将两人送走离开,而章淳目光中有些不舍,这个汴京对于他而言是孤独的,塞赤和葛仲两人若是能够留下,他也就多了两个朋友。

等到两人上了马车彻底离开了,一旁的妇人方才舒缓了一口气,因为若是当真二人留了下来,家中的生活也会立刻拮据起来。

并不是她心思多,刻薄寡恩而是她的出发点也是从这个家而出发。

章启感叹的说了句:“素闻延州之地乃是教化之地,当地民风淳朴,从塞赤和葛仲两个孩子身上可见一般!”

若是说延洲有什么值得让人记住的地方,那无疑就是绥德县的绥德学宫,它如今的地方可是比起孔子故乡都不遑多让。

绥德学宫初始乃是因为杨秉而知名,后来此地的民风吸引了许多的学者大儒,使得此地成了一处文人大儒常常汇集之地。

所以章启这番感慨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同样也会影响当地百姓的风气。

……

不仅仅是外来的一些大儒名士对于此番杨秉讲学抵触,在太学之中的一些饱学鸿儒同样也是。

如国子监直讲胡瑗就对官家的旨意,连续几次上书可无一例外都被驳回。

国子监直讲有主持太学之责,这个位置不可谓不重要。

而他同样也是当初杨秉所举荐的人才,二人在政见上颇为一致,对于杨秉实行的一系列新法,利国利民的事情,他都是抱双手双脚赞成的。

这并不是因为二人之间乃是提拔重用的关系,而是这是他由心的如此觉得。

固然他钦佩杨秉的文采,敬重他的德行,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二人乃是学术之上的分歧。

这之于那些阴谋家,政治家而言,这不过是点头应答的好事情,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坏了自己的大好前途。

可是学问这个东西乃是他立身之根本,如果在此问题上可以做到屈就,那么他便成了一个无原则的人,没有道德坚守的人。

他在朝廷之中受重用,本该是富贵荣极的生活,可是他却一身布袍,那一身儒袍却是浆洗的平整无一点褶皱,看起来素朴可那一身清正之气,还有那一身气度却是让人凛然。

“胡公,您此举却又是何必呢?这官家明显乃是偏向于杨公,您这个时候高举反对,岂不是成了众矢之的,杨公到时岂会与你干休?”

如今的杨秉权势之大,朝中也是少有人能够与之掣肘,依附者自然也是众多。

而有些想要钻营取巧的官员,都想要攀附上这颗大树,实现官职跃迁。

毕竟先例不少,杨秉提拔了一大批的变法新人大臣,而有些人德行虽然一般,可是有能力的依旧会被杨秉提拔。

因为他的原则向来是重才甚至重德,这也是杨秉在外毁誉参半的原因之一。

说话之人乃是太学官员,胡瑗身边的亲近之人。

他脸上露出担忧之色,在他的眼中当年的道德君子杨公如今不过是一权臣尔,胡公方才是真正的道德君子。

如今的太学有如今的现状,也乃是胡公的功劳,他实在不忍心胡公陷入其中。

胡瑗摇了摇头,说着:“我深知杨相公的为人,当年我在他面前历数他的过失,尚且不与我计较反而提拔我,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如今的确有一些小人,被杨相公所提拔重用,不过却不是因为他们的谄媚之言,而是其能力!”

在他的眼里虽然不认同杨秉此举,认为为官重要的乃是德行,可是却也能够理解杨相公为何如此做。

不过是为了树立新风,培养出大批的实务的大臣,在告诉朝野上下朝廷用人重才甚于重德,所以那些浊流的官员也纷纷效忠其下。

正所谓投其所好,有人喜欢美酒,有人喜欢佳肴,自然也有人爱好美人,一些钻营取巧的官员,就会为了投其所好。

可是如今杨秉喜好的是有才干的大臣,那么他们自然会为了倾尽全力的为了政绩。

无能和懒惰从来都不一定同浊流所挂钩,甚至有些官员明明德行不高,却也能够同百姓同吃同住,宵衣旰食的拼着政绩,他难道是为国为民吗?不,他是为了自己的政绩罢了!

可杨秉并不在乎这些,如今的大宋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个关键的地方都需要有人把持,做好自己的螺丝钉,他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够办事他就重用!

你若是贪污违法,那么不好意思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偏袒,而不会因为你的名望或者你大儒的身份,就会对你予以重任!

而杨秉这种做法,看起来不过是维护的乃是一个公平,但是在士大夫眼里这就是异端,因为他将才高过了德,往大了说你就是认为术高过了道!

放着那些饱学之士的鸿儒不用,偏偏起用私德有亏的人。

胡瑗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认为此举有些不妥,他是一个在道德品行上近乎吹毛求疵的人,他认为为官者需先得有风骨,后需得有才能。

同样他的思想又不迂腐,他认为的文人的文章需要经世致用,可谓是同杨秉所提出的思想二者不谋而合。

可是从根本上两者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别,他认为官员以德行作为标准,而杨秉认为以法作为标杆。

身边的人也只能拱手,既然胡瑗已经下定了决心,他是如何劝恐怕都无法改变其心意了。

有的人会权衡利弊,而有的人却坚守己心。

朝中的大臣多是保持缄默,毕竟虽然官家并没有明说,但是却下令让杨秉在国子监讲学,这何尝不是在站台。

杨秉那是立下当世一门显学之人,而且还是一位朝中的中枢重臣,乃是大宋的枢相。

还有年轻之时到如今,都可以从过往政绩来看都是一份无比光鲜的答案。

这样的人物千百年后都是会留存青史的人物,试想一下就是这样的人物,背后还有官家亲自站台,一个人的力量能够与之相争吗?

不能,所以才会引起文坛震动,而之所以赵祯在其中留下来了许多的时间,所为的就是待事件持续发酵。

当初本想直接在国子监表明,可是杨秉的那番话让他改了自己心里原本的想法!

因为杨秉的自信改变了他心中最初的坚持,决定在天下的鸿儒名士前定下如今大宋的最新的官学。

他要昭告天下,如今大宋需要什么官员,天下的读书人需要向着何种方向而前进。

胡瑗一个人独站立在案桌之前,在桌上还有一份笔墨未干的纸张。

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体,用,文”。

这是他对于圣人之道的诠释和总结,这并非是自己已经走到了大道的尽头,抵达大道的人说不出,走在大道之上的说不清。

“体”是“内圣”根本原则,属于形而上学范畴;

“用”是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外王之上;

“文”指记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的载体。

这就是他的明体用之学,重整纲常,弘扬道德名教,返本修身。

若是论学问如何能够立住跟脚,如杨氏心学为何能够在大宋流传甚广,能够成为显学。

那是因为其跟脚和道统,以“精一之传”为宗旨,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

而如今胡瑗的道统乃是尧舜禹亲传口授、汤文武、周公孔孟(精神传承),到了孟子之后。

而杨氏心学也好,胡瑗如今的明体用之学也罢,都是从道德也就是儒家的仁,宣扬的的是这种精神价值。

无论是胡瑗还是如今天下来的鸿学名儒,他们都是对于如今的杨氏心学知之甚深,这些时间里都在为辩经所做准备。

可是他们也不会知道,杨秉也会从杨氏心学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学问。

可想而知,当他站在讲经的高台之上,他的言论会引起多么大的惊动。

……

“听说了吗?石介先生也已经来京了,如今听说也在半遮面酒楼讲学!”

“石介先生这是在效仿当年的杨公讲学啊!这看来过几日太学的讲经定然是十分精彩!”

石介也是大宋的一位鸿儒,此君乃是一位性情刚直的人,排斥佛道两家的思想,而对于杨氏心学也是曾经也有颇有驳斥。

原本乃是为官不过因为与杨秉政见不合,后来同孙复共建了泰山学院。

可以说乃是一地的魁首人物,那么他特意在半遮面酒楼讲书,那自然是有其特殊含义!

当初杨秉曾在此宣扬过自己的学说,而今日自然是为了驳斥而来,一些敌对学派,还有杨氏学派的门人统统前去。

那些与杨氏心学站反对的,是为了去听听这位大儒是如何驳斥,而那些杨氏学说的读书人,则是听听这位大儒如何驳斥。

二者看起来一样,可却是完全不同。

学术之争自古以来便不再少数,太学的士子一下子就觉得坐不住了,也是想着簇拥着赶去半遮面酒楼。

半遮面酒楼同樊楼不同,以精致茶点所著称,而且因为此地的特殊含义,读书人来此处的居多。

而且其内装饰素雅读书人多是喜好在此处,而樊楼无他奢华为主,这乃是财大气粗的底气,所以来此处的多是京中的高门大户。

半遮面酒楼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受众人群,与其想要适宜各种人群,还不如吸引一部分受众群体。

你既想要下里巴人的贴近生活,又要阳春三月的素雅自然是不可能。

而半遮面自然是选择了素雅吸引读书人为主,毕竟是生意人如此高的租金,如果走物美价廉的路子恐怕得赔死。

商人当然是以利当先,而且城中的普通百姓也会选择街边的店铺,就像喝茶也会选择那种散茶,而读书人也不会跑到路边喝粗茶。

两者的喜好和消费能力不一样,你硬要将两者兼容,那不是存心不想要生意吗?

因为这一遭,半遮面的生意竟然又一下子红火了起来,虽然平日里生意不错,但是如今比得上特殊节日了。

今天这种时日里,恐怕比起樊楼都更加的热闹。

这也是樊楼所不能比的,毕竟别人是有文化底蕴在的。

如这种大儒身份,不是樊楼用一些钱财就能够请的过来的,如他们住进来后,要想留下对方的墨宝,也得好话说绝然后奉上钱财才有可能。

这就是名人效应,大宋的各家酒楼多是都会打这主意。

可是虽然这看起来乃是石介先生,在半遮面向杨秉下战书,可是这半遮面也是杨家的背后产业,倒是最后给对方获利了。

不过如石介这种身份的大儒,即使知晓依旧还是会如此,他们并不在乎所谓的钱财获利,注重的乃是学术相争。

不论官职大小如何,若是站在学术的地位上,他就是一方正道魁首,论地位与杨秉也是相当。

在整个大宋都是知名的学者,所以说读书人对于大儒的热情,某种意义上比起后世的“追星”都更加轰动。

这是因为读书人的地位所致,在民间普通百姓对于读书人都会多出几分尊重的。

而这种消息也在太学一下子宣扬开来,每个人都结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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