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回提炼真金人人成圣，功夫效验事事分清
（一）
这时候庐陵县令王守仁已经接了吏部文书，交卸了庐陵知县的差事，调回京师候命。很快就被重新任命为南京刑部主事。
眼下的北京城乱成一锅粥，朝廷正在大治“阉党”！刘瑾的死党焦芳、刘宇、曹元先后被问罪，紧接着吏部尚书张彩，户部尚书刘玑，兵部尚书王敞，刑部尚书刘璟，工部尚书毕亨以及南京户部尚书张澯，礼部尚书朱思，刑部尚书刘缨，工部尚书李善，吏部侍郎柴升、李瀚，前户部侍郎韩福，礼部侍郎李逊学，兵部侍郎陆定、陈震，刑部侍郎张子麟，工部侍郎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侍郎常麟，南京工部侍郎张志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顺天巡抚刘聪，宣府巡抚杨武，保定巡抚徐以贞，大同巡抚张禴（yuè），淮扬巡抚屈直，两广巡抚林廷选，提督操江都御史王彦奇，前总督文贵、马炳然，大理寺卿张纶，少卿董恬，寺丞蔡中孚、张禬（gui），通政司吴（左钅右弋）（yi）、王云凤，参议张龙，太常寺少卿杨廷仪、刘介，尚宝寺卿吴世忠，尚宝寺丞屈铨……一个接一个，全都落了马。
才三年工夫，刘瑾这家伙竟把半个朝廷都笼络到自己手里，这个老阉奴，是该杀了！
现在刘瑾剐了，朝廷上下立刻展开一轮新的清洗，只不过这一轮清洗的背后是正德皇帝支持文臣，重整朝纲。主持清洗的是刚做了内阁首辅的杨廷和。
大明朝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里，皇帝明，天下明；皇帝暗，天下暗。
正德皇帝绝非有道明君，他只是装出一副“明君”的样子给天下人看。可就这么个随手变出来的“戏法儿”，竟能让国家面貌一夜之间焕然一新。真是太有趣了。
正德皇帝的戏法儿王守仁看不见。如今他正滞留京师等着正式任命。几年前父亲被刘瑾驱逐，王家在京城没了立足之地，王守仁只好到大兴隆寺借住几天。
就在守仁住进大兴隆寺的第二天，当年在京师结交的朋友甘泉先生湛若水找上门来，一进屋就高声笑道：“听说贤弟回了京城，乐得我一宿没合眼！当年我就说贤弟终有回京之日，现在看来果然不假。”抓着王守仁的手上下打量，“贤弟好气色，这几年在外面磨炼，反而比在京城时健壮了！”
王守仁在龙场过了两年的神仙日子，真把身子调理得比以前强多了。见湛若水身边还跟着一个三十来岁的文士，长得又矮又胖，一张圆脸气色红润，两条粗眉毛，一双小眼睛，额头饱满，下颏浑圆，没说话先带三分笑，看着一副快活样儿，忙问：“这位先生是谁？”
湛若水忙介绍：“这位黄宗贤先生是京中名士，听说贤弟精通圣学，特来相见，咱们一块儿琢磨学问。”
黄宗贤名叫黄绾，自号石龙，官拜后军都督府都事，是湛若水新近结交的朋友，俩人常在一起讲习学问。因为湛若水平时总提起王守仁的名字，黄绾对守仁也很感兴趣，现在听说守仁回京了，就拉着湛若水一起过来拜会。
听说是学问上的同道，守仁非常高兴：“圣学沉沦已久，咱们一起探讨吧。”
黄绾忙说：“我在这上头动手晚了，一无所成。不敢说‘探讨’，就给两位做个学生吧。”
见黄绾这么谦逊，王守仁笑着说：“‘早晚’二字没什么，最怕的是没有‘着力处’，只要寻得一个着力处，进步也不是难事。”
听守仁一说，黄绾赶紧问：“何谓‘着力处’？”
王守仁笑着说：“大儒程明道说过：‘才学便须知有着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我觉得此处所说的‘着力处’是人心中的志向。人生在世，必须立志！立志越早，取得成绩也越早；立志越坚定，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黄绾听了连连点头，又问：“‘得力处’又是何所指？”
王守仁略想了想：“‘得力处’说的还是志向。既然立了志，就不能稍有耽误，必须立刻去实践！真正学起来的时候，当然会遇到很多难处，这时候就把志向当成登山的‘得力处’，手攀‘志向’，脚踏‘志向’步步登高，最后必有所成。所以志向要明确，不但自己心里时刻念着，还可以写在墙上，或者对别人说。不要怕别人笑你‘狂妄’，胸有大志，这是好事。”
说到这里王守仁又想起什么来，对两个朋友笑道：“我在龙场做驿丞的时候悟到四个字，叫作‘知行合一’：人心里的良知一发动，行动立刻跟上。做学问也是一样：‘志向’一发动，行动就跟上，不让那些自卑自贬、偷懒耍滑、浑水摸鱼的私心杂念掺和进来。从此以‘志向’为得力处，手攀脚登步步向前。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做什么事，必有所成。”
王守仁这番话把黄绾和湛若水说得两眼放光，兴奋不已。
湛若水本来就是心学弟子，王守仁只说出“知行合一”四个字，他立刻就有了感悟：“你说的‘知行合一’是修身的功夫吧？”
王守仁连连点头：“修、齐、治、平，以修身功夫为基础。‘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一定人人都参与，可‘修身’功夫不论士农工商，人人都要做！要做修身功夫，只有‘知行合一’这一条路！”
王守仁慷慨激昂说了一堆话，湛若水连连点头，黄绾却两眼直瞪，似懂非懂。于是守仁细细给他解释道：“‘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天下人个个要做。比如农夫，种庄稼的时候也许想偷个懒，看天太热了就不愿意劳作，这时候良知一起，告诉他：‘庄稼不等人，岂能因天热而废农事？’于是他振作精神下田去了；比如匠人，一把镰刀要打两百锤，太累，就想打一百锤算了，这时良知立刻告诉他：‘偷工减料，打出的农具不好用，怎么对得起买你东西的人？’于是这匠人振作精神，认真打满两百锤；比如商人，一件货物该卖一百钱，他欺人家不懂，想多卖五十钱，这时良知就告诉他：‘经商以诚信为本，怎能欺骗？’于是该卖多少还是多少，一个钱也不多要，这些都是实在的效验。至于说那些怨恨父母的人，良知一起，告诉他‘世上没有人比父母更爱你，所以孝亲十分可贵’，他若依良知行事，立刻就把‘不孝’的行为改了；那些没有志向的颓唐之人，良知告诉他‘人要立志，无志则人不立’，他依良知行事，立个志向努力去做，将来必然不可限量！又或者见了老、幼不知怜惜，良知告诉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照良知去做，就知道尊老爱幼了；见了坏人坏事原本不敢管，良知告诉他‘见义勇为’，依此做去，就有了敢斗邪恶的勇气；犯了错原本不想承认，良知告诉他‘有错必认，知错必改’，他就勇于认错，承担责任，既得到别人的原谅，自己心里也安乐……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因为‘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就是在日常的事事物物中磨炼而成的。”
王守仁把话讲得这么细，黄绾总算明白了，使劲点头：“‘知行合一’果然是一条修身的捷径！”
一听这话王守仁赶紧拦住：“世上没有‘捷径’二字！‘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说起来似乎不难，一句话就说透，无非是：‘良知一发动，行动紧跟上，不留丝毫空隙，不让私心杂念掺杂进来。’可真要做到并不容易！一开始，人的心并不纯净，良知一发动，往往杂念丛生！这时候就要坚定地追随良知，尽力克除杂念。等修身功夫做多了，定力就会越来越强，污染良知的杂念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达到‘知行合一’了。关键是磨炼、磨炼、再磨炼，事事物物、大事小事随时磨炼，越磨越精，越练越纯。”说到这里缓了一口气，又郑重其事地说，“但你要切记：修身只是基础！咱们这些儒生读圣贤书，是要‘克己复礼’——克制朝廷、克制天子、为百姓请命的！将来遇上大是大非，良知一发动，说‘这件事要支持’！可你知道支持这件事会挨板子、掉脑袋，你还敢支持吗？又或者良知告诉你‘这件事要反对’！可你知道反对的结果又是掉脑袋，你还敢反对吗？到这时，你能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该支持的，用性命去支持；该反对的，用一腔热血去反对！这才是真正‘见功夫’的地方。”
听了这些话，黄绾愣住了。
这时湛若水笑着接过话来：“‘知行合一’正是体认‘天理’的好办法！我这些年也在这上头下功夫，可真没总结出如此贴切的四个字来。看来贤弟对圣学真义已有所感了。”
“这些年在外头，对圣人之学确有所感，可要说到‘真义’，还是似懂非懂。”守仁轻轻摇头，“我早年认同的是‘朱子理学’，也用过几场苦功，不但没有成就，还把自己弄了个五劳七伤，心里也沮丧得很。现在悟到‘良知’二字，又想出一个‘知行合一’，自己在生活中实践几回，每次都有效验，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再回头看，这才发现‘朱子理学’原来有瑕疵。”
守仁这些话有意思。湛若水忙问：“‘朱子理学’的瑕疵是什么？”
王守仁略想了想，缓缓说道：“古人说的‘理’指的是天理。而‘天理’和‘良知’是一回事。可朱子说的理却不是‘天理’，而是‘纲常’。这其实是从良知中取了一部分，又混入其他的东西，掺和在一起了。所以朱子的‘理’不是人心中天生具备的良知，而是‘造’出来的东西，远远谈不到‘纯而又纯’。”
“朱子理学”是朝廷认可的正宗学说，王守仁却说“朱子理学”不纯！这一说着实大胆。然而湛若水非比旁人，在这些问题上也有过深刻的思辨。听了守仁的话，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纲常’和‘良知’？贤弟再往深处说说吧……”
王守仁点点头：“朱子理学说的是纲常，陆子心学指的是良知，所以理学实为‘纲常之学’，心学实为‘良知之学’。纲常和良知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之处是纲常里也有良知，不同之处是纲常中除了良知，还有别人故意加进去拘束人心的东西，这些别人故意添加进去的内容未必全都符合良知。由此可知，理学是片面的，心学是全面的。”说到这里抬头一看，见湛若水听得连连点头，黄绾却一脸茫然，就笑着说，“我打个比方：有个人给别人做工，讲好了工钱是一两银子。如果他是给‘心学’做工，一天功课做完了，就能得一两纯净的银子；若是给‘理学’做工，一天功课做完，也给他一两‘银子’，可这一两银子只有七钱是‘纯银’，另外三钱却是铅锡之类的‘杂物’。结果这个学生辛辛苦苦做了一番功课，最后不但吃了亏，还受了骗！可他自己并不知道，以为这一两银子也是足量纯银……好多读书人，一辈子都让人家骗去了，到死也不知道得回来的‘银子’有假，不纯。”
王守仁这些话分量极重。湛若水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抬头望着守仁一字一句地说：“我追随白沙先生读书的时候就听说‘孔孟之学’早已失传，却不知‘圣学’为什么会失传。想不到圣学失传的原因竟被贤弟一语道破！说得太好了。”
王守仁说的话湛若水全明白了，可黄绾一点儿也没听懂，忙问：“你们觉得是‘朱子理学’截断了圣学的根脉？”
一听这话，王守仁和湛若水一起摇头，异口同声地说：“‘圣学’的根脉不是被朱熹截断的！这里另有始作俑者。”说完才发现，俩人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不由得相视而笑。
守仁和湛若水谈得如此默契，黄绾却是一头雾水，只得问：“这个‘始作俑者’是谁？”
湛若水不急着回答黄绾的话，对守仁笑道：“这几年在京师眼看着刘瑾乱政，群小猖獗，忠臣罹难，我也把圣学失传的缘故反复想了又想，最后只想出两个字来。既然贤弟也有所思，咱们今天就学古人，猜个谜如何？”拿过笔在掌心里写了两个字，握个虚拳，把笔递给守仁。守仁接过笔在自己掌中也写了两个字，握成拳头，与湛若水凑在一处，一齐张开手。黄绾忙凑过来看，只见王守仁掌心里写着“五恶”，湛若水掌心里写的是“荀卿”。
见了这几个字，王守仁、湛若水全都摇头苦笑，连黄绾也有“恍然大悟”之感。
这三位，也许是大明朝第一批弄清了“圣学因何失传”的读书人吧，可今天悟到的是能让人掉脑袋的东西，所以这三个人虽然悟到了，却不敢对别人说。
既然这些话说不得，湛若水只好换个话题：“当年咱们曾约定一起讲学，可惜时势所迫未能如愿，这些年我在京城也收了些弟子，现在贤弟来了，咱们就在一起讲学如何？”
孔夫子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奔波天下，宣传他那“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大道理，希望约束诸侯的野心，建立一个仁爱和睦的“大同”世界——当然，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最后未能实现。孔子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终生讲学，传播知识，更传播仁义，希望天下有志之士联合起来，一同克制诸侯，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
两千年过去了，孔子当年的心愿：天下有志之士联合起来，一同克制诸侯……仍然遥不可及。但孔子借讲学传播“仁义”，这个办法无疑是正确的。
“龙场悟道”以后，王守仁已经明白了孔子“讲学”的真意。如今，和湛若水一起讲学正是王守仁最想做的事。随即想起：“我已经被任命为南京刑部主事，在京城待不了多久。”
湛若水还没说话，一旁的黄绾已经笑道：“如今朝廷大治阉党，抓了不少人，各部衙门多有空缺，只要阳明先生愿意，留在京城倒不难。我和新任吏部尚书杨一清有一面之缘，这就去帮先生说说？”
不等王守仁开口，湛若水已经接过话头：“这个主意好！贤弟明天就到杨大人府上走一遭吧？”
黄绾是个急脾气，当时就站起来：“何必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去。”
以前王守仁在京为官多年，从没请人帮过这样的忙。现在黄绾要替他求官，守仁吓了一跳，赶紧拦着：“这样怕不合适……”
黄绾两手一摊：“王兄是大才！到南京坐冷板凳岂不可惜？何况你当年就是兵部主事，被阉党迫害贬官，现在就算不升官，总不能比以前的官位还低吧？我看把王兄发到南京去的，弄不好就是个‘阉党’！这事儿不弄明白怎么行！”说完扭头就往外走。
守仁还要阻拦，湛若水一把扯住：“宗贤说得有理！你就让他去吧。”见守仁还在着急，就笑着说，“你我在京里不为做官，而是为了有机会一起讲学，何必计较这些事？”
这里守仁也是无法可想，再一琢磨：也对，做不做官都不要紧，和湛若水一起讲学才是要紧的事。也就不多说了。
送走湛若水，王守仁刚回屋坐定，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进来的是妹夫徐爱。
自三年前在杭州胜果寺匆匆一面，徐爱见守仁染了风寒，出门去请郎中，回来时守仁已经不见了。徐爱当然不知守仁被刘瑾派来的杀手挟持而去，只以为守仁出门闲逛去了，就在寺里等了好久，始终不见守仁回来。
不想第二天忽然传出风声，说钱塘江里淹死了人！徐爱忙赶过去，结果他认出了守仁的衣服，以为守仁不知怎么淹死在钱塘江里了！过了一年才打听到消息，原来守仁并没死，已经到贵州赴任，徐爱这才把心放下。
这一年徐爱在杭州应乡试，顺利中了举人，第二年春闱又考中进士，如今官至工部员外郎，可他拜王守仁为师的心思一直没变。听说守仁回京，急忙过来拜见。两个人一见面都是喜悦非常。守仁问起山阴老家的近况，徐爱尽其所知说了，随即问守仁：“大哥当年忽然离开胜果寺，后来又听说失足落水，真吓人！一年后才知无恙，当时发生什么事了？”
听徐爱提起这段往事，王守仁回头一想，止不住心惊肉跳。就把当年自己被刺客截杀、跳江而逃的经历跟徐爱说了，把徐爱吓得变颜变色，连说：“好险！幸亏大哥机警，换作旁人只怕就遇害了。好在阉党尽灭，朝纲大振，大哥否极泰来，日后顺风顺水，必能做一番大学问。”
徐爱说的否极泰来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做一番大学问”，这话真说到守仁心坎儿里去了：“我在贵州讲过几天学，觉得很有乐趣，这次回京就想和湛若水先生一起办书院，认真讲学，做不做官倒在其次。”
一听这话徐爱立刻站起身来：“我早有心拜列先生门墙之下，今天就在这里行个拜师礼吧。”不等守仁说话，已经抢步上前跪倒在地，冲着守仁拜了三拜。王守仁忙把徐爱扶了起来：“咱们一起讨论学问，何必搞这些俗礼？”
徐爱笑道：“这么说先生是收下学生了？”
听徐爱改了口称自己“先生”，王守仁也没办法，笑着答应。徐爱就在大兴隆寺里请守仁吃晚饭。刚放下碗，房门一开，湛若水走了进来：“有个好消息说给贤弟听：吏部杨大人已经应承了，在京里给你安排个职位。”
能留在京师倒是个好消息，守仁赶紧道谢，把徐爱介绍给湛若水认识，又说：“这次多亏宗贤帮忙了。”
湛若水微微一笑：“黄宗贤比你我‘聪明’得多。将来处得久了，贤弟自然知道。”
（二）
湛若水说得没错，这个黄绾果然极有本事，只到吏部尚书杨一清的府上坐了坐，就帮王守仁讨来一个吏部验封司主事的差事，不必到南京去了。
职位定妥，王守仁就和湛若水一起在大兴隆寺讲起学来。
古人讲学有两种办法：一是私塾的办法，先生在上头讲，学生在下头听，不准插嘴。二是孔夫子的办法，学生提问，先生回答；先生提问，学生回答，对坐倾论，各抒己见，时而拊掌大笑，时而争得脸红脖子粗。
大兴隆寺里的学堂是“孔子讲法”，湛若水讲他的“体认天理”，王守仁谈他的“知行合一”，学生们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问。先生和学生有时候讨论，有时候争辩，热热闹闹就把学问讨论明白了。
这时朝廷里的奸党刚治完，很多空位子还没补上，王守仁的官升得也快。到十月份，已经升任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白天到衙门应付文案公牍，晚上回兴隆寺，仍然以讲学为头等大事，和湛若水、黄宗贤外加几十个学生一起讨论，只觉得心思越来越明澈，眼界越来越开阔，不知不觉间，在京师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这天守仁刚从吏部衙门回来，徐爱捧着厚厚一本笔记进来：“先生一直在讲‘知行合一’四个字，可有些东西学生不能领会，先生能不能多给我讲讲？”
王守仁笑着说：“没关系，你举一个例子，看我能不能讲明白。”
徐爱想了想：“我心里有这么个想法：人人都知道孝顺父母，可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单从这一件事看来，‘知’和‘行’分明就是两件事——‘知道’是一回事，‘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守仁略一沉吟，点了点头：“这问题提得好。你说的这个人心里知道孝顺父母，却不能真的尽孝，这是因为他的心被人欲私心隔断，失去了‘知行合一’的本体。”见徐爱似懂非懂，又说，“‘知行合一’，知和行之间必须紧密结合，一丝空隙也没有。就好比你看到一朵盛开的花，会觉得高兴，这个‘看见’和‘高兴’是‘合一’的，不是说你看见了花儿，再想着‘我要不要高兴’，又比如你觉得身上冷，其实是你先已经冷了，才觉得冷，这个‘已经冷’和‘觉得冷’也是‘合一’的，并不是说你身子冻得冰冷，然后才想‘我要不要觉得冷’，像这些‘见了花儿就高兴’‘天凉就觉得身上冷’都是人的本能。我把它们拿来当作‘知行合一’的例子，就是告诉你：‘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要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良知’和‘行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变成一种本能！这样才是最紧密的结合，真正做到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功夫。”
讲完了“知行合一”，王守仁又把话题拉了回来：“刚才你问：有的人知道孝顺父母，却不能做到，这是什么缘故？我告诉你：天下没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八个字特别重要。
守仁这话说得有些深，徐爱忙说：“这里我没听懂，先生多讲讲。”
王守仁点点头：“良知是什么？是我们心里指路的明灯，是照看灵魂的明镜，是人生的定盘星，明亮烁然，分毫不错。但一个人说他有‘良知’就真有吗？你怎么知道他是说真话，还是在骗你？”
听这一问，徐爱皱着眉头不说话了。
王守仁又说：“假设有一个人，他的良知早就被蒙蔽了，对父母已经不肯尽孝了，可为了得到别人的好感，他专门在人面前说：‘我是个孝悌之人，我对父母最孝顺！’他这话是假的！这种人嘴里说尽孝，其实根本不肯尽孝，他只是个骗子罢了。可你却信了他的话，以为他嘴上说‘尽孝’，心里一定也知道‘尽孝’，这是你太老实，让人家骗了。孔夫子说：‘听其言，观其行。’就是让人提防这些骗子。”
说到这里王守仁又郑重地补上一句：“骗子倒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自欺欺人’。就说这个孝吧，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什么意思呢？孔夫子认为：你心里对父母没有真正的敬爱，见了父母脸色就不好看，这时候你就算给父母饭吃，给父母衣穿，这都不是孝！可有些人，明明心里对父母不敬爱，没有‘孝心’，却自欺欺人，对自己说：‘我给父母饭吃了，衣服也穿暖了，这还不够孝顺吗？’自欺欺人的结果就是：他的良知被深深蒙蔽，不但会犯错，而且犯了错极难改正！这就糟了……”
王守仁把话说到这里，徐爱的脸色已经变得郑重起来。
这时候，守仁也沉下脸来：“‘知行合一’是个修身功夫，从小事做起，事事物物都可以拿来修身。可真正见功夫的地方，还在大是大非上头！一个人犯了自欺欺人的毛病，后果会很可怕。比如朝廷里有忠臣、有奸贼，他的良知告诉他这边是忠臣，那边是奸贼，可他自欺欺人，硬说：‘我看那边的人也有几分道理。’于是依附奸佞去了。又或者一个人用一辈子时间做了一件大事，最后发现，竟是错的！这时候良知告诉他：你错了，就要认错、改错，若已造成恶果，也应该任人责罚，这样才对。可自欺欺人的念头一起，他会说：‘我也是一番好心，都是为了大家好，而且我也没全错：虽然错了一百处，总还有一两处正确的地方吧？’这样一狡赖，他就不肯认错了。结果是蒙昧良知，堕入奸邪，你说可怕不可怕？所以《大学》里说：‘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王守仁说的这些话都很重要。
“知行合一”是个修身的功夫，这个功夫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做，事事物物都可以拿来磨炼良知。但在《大学》这篇文章中古人明确说过：修身是个基础，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换言之：知行合一的功夫是在日常生活的“事事物物”中修炼，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体现的。
很多人对“阳明心学”很感兴趣，却不能完全理解，原因就是：普通人在生活中难得遇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儒生，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是农夫，不是工匠，也不做买卖，而是一心讲求学问，考功名，做官。要问儒生为什么做官，答案只有一个：为民请命。
所以按现代的话讲，儒生们其实就是专业的“政治家”，是人民的代言人。虽然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的利益被皇权压制，做官的人未必能当人民的代言人，但从理论上讲，儒生仍然是为人民代言的，他们的使命就是克制皇权，为民请命。
所以一个有良知的儒生，一个奉行“知行合一”的官员，在他的生命中会遇到“大是大非”的艰难抉择。在这种关键时刻，替谁说话？为谁请命？是服从皇帝还是代表人民？有时会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这时候，平时在事事物物上磨炼而成的“知行合一”功夫将决定一个儒生、一个官员、一个职业政治家的操守和人格。
高尚还是卑鄙？君子还是乡愿？烈士还是蠹虫？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你去做给天下人看。
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以“修身”为基础。而“修身”的途径就是“知行合一”。现在徐爱在“知行合一”上头还有点儿似懂非懂的意思。把守仁的话琢磨了半天，嘴里喃喃道：“这么说知和行还是一回事，古人把知和行说成两件事，也只是让人弄明白：一边做认知的功夫，一边做实践的功夫，这样功夫才能落到实处。”
见徐爱的思想仍然僵化保守，不能到位，王守仁轻轻摇头：“你这么说就把古人的宗旨理解错了。‘知是行的目的，行是知的实践；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说一个‘知’自然就带着‘行’，说一个‘行’，‘知’自然也就存在。这是分不开的。”
“那古人……”
守仁拦住徐爱的话头：“古人之所以要把知和行分开说，是因为世上有两类糊涂家伙特别气人，不理他们又不行，只好把知、行分开，说给他们听。”
听守仁说得有趣，徐爱忙问：“哪两种人？”
“第一种人只知道迷迷糊糊由着性子做事，根本不肯做任何思考，虽然也长着一个脑袋，却根本不用！整天随波逐流、乱碰乱撞，对这种人你就必须先跟他说一个‘知’的道理，告诉他‘对这个事儿你得这么去思考，想学会这个手艺你得看这本书’，有了这样的引导，他才能‘行’得正确，否则他全是胡来，一辈子长不了本事。”
守仁说到这儿，徐爱已经明白了大半，笑着问：“另一种人呢？”
“另一种人一天到晚关起门来读书，从来不肯走到社会上去实践，一切都是想当然，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对这种人，你就必须告诉他一个‘行’的道理，跟他说：‘你别老在屋里看书，你得出去做事！’把他从书斋里赶出去，他才能真正做成几件事。”
徐爱又想了半天，终于点了点头：“是这样。”
王守仁微笑道：“古人把知、行分开讲，是个‘救急’的办法，可这办法并不好。你想想，把同一个道理分成两半去解释，别人听到的很可能只是‘半个道理’！要是那些死读书的人只听到‘知’的道理，他们更加死读书了；要是那些不动脑子的人只听了‘行’的办法，更会胡碰乱撞了。结果适得其反，没能‘救急’，反而害人！所以我才提出‘知行合一’，良知一发动，行动就跟上，中间毫无空隙。这样一来，死读书的人自然想到‘实践’，瞎碰乱撞的人自然会想‘思考’，这就叫对症下药！希望能治天下人的病。”
到这里，徐爱总算听懂了。
虽然把“知行合一”的道理弄懂了，可徐爱也知道，这个“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自己还差得远，不由得感叹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生这一辈子，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先生这般境界。”
听徐爱说出“境界”二字，守仁心里顿时想起了年少时的轻狂；初为官的幼稚；痛入心脾的廷杖；地狱般的黑牢；垮掉的忠臣、死去的烈士；龙场那孤寂如坟的“石椁头”；觍着一张斯文嘴脸却用“五恶”害人的陆之谦……
境界？这是王守仁用血、用泪、用头颅去磨炼捶打，从死生之间一点点抠磨出来的。
“会达到的。”守仁微微一笑，对徐爱说，“‘知行合一’是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在事事物物上磨炼，等把‘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做精熟了，再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克官吏、克大臣、克天子，为百姓争利益，最终一定会达到一个境界。”
那会是个“圣人”的境界吧？因为“知行合一”是一条成圣贤的大路……
（三）
随着王守仁讲学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继徐爱之后，又有穆孔晖、郑一初、方献夫、王道、梁毅、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凤、林达、陈洸、应良、朱节、蔡宗兖等人纷纷拜到守仁门下，跟他学习“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到后来，早前认识的那位又有官、又有钱、又有面子、又会为人处世的黄绾也执意要拜王守仁为师。王守仁一开始不好意思，可黄绾执意要拜师，终于列入门墙，做了守仁的学生。
这天吃过午饭，黄绾领着一位朋友过来：“这位是户部右侍郎王晋溪先生，特来跟先生谈论学问。”
这位晋溪先生名叫王琼，山西太原人，是弘治朝留下的老臣子，为人正派，极有智谋，文武兼备，而且性格诙谐，爱开玩笑。王守仁早听说过王琼的名字，今天一见，只见这位晋溪先生长的一副猴儿相，又矮又瘦，细眉毛圆眼睛，宽额头尖下巴，一对圆圆的招风耳朵，蓄着花白的山羊须，眼神灵活，脸上挂着一副戏谑滑稽的笑容，冲王守仁一拱手，操着一口山西腔笑着说：“这个黄宗贤在咱的面前吹牛，说他拜的老师如何了不起，我心里不服气，跑来找阳明先生的麻烦来了。来之前咱跟黄宗贤打了赌，要是我赢了，他请咱们吃酒；要是我输了，咱们吃酒，他请。”
王琼果然诙谐，一开口就是逗趣。守仁也笑着说：“晋溪先生说得对，这个黄宗贤最有钱，今天不管怎样，这顿酒他是要请的。”
三个人笑了一会儿，王琼收起笑容：“咱是个老西儿，问起话来一向刁钻，最惹人嫌，阳明先生不会生我气吧？”
王琼说的是玩笑话，可也真有点儿“考较”的意思。王守仁忙说：“晋溪先生有什么题目不妨说出来，咱们一起讨论，有理没理，讲过便知。”
王琼略一琢磨，问守仁：“孔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何解？”
守仁笑道：“不是不移，只是不肯移罢了。”
守仁这话说得简单明了，真如探手摘心一般。
所谓“上知”指的是权贵；所谓“下愚”当然指百姓。权贵们掌握特权，从中捞取利益，所以决不肯放弃手里的特权；百姓愚昧无知，而且不求上进，任人愚弄，一声不吭。结果权贵因为既得利益而拒绝改变；百姓因为不求上进而不愿改变。这就是王守仁说的“不是不移，是不肯移”……
孔子的话既讽刺权贵，又责备百姓。而王守仁一语道破天机。王琼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清了清嗓子，又正色问道：“阳明先生，《孟子》一书中提到这样的话：‘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这里所说的‘尧舜’二字，当然是指‘圣贤’之意，按孟子说的意思，就是天下‘人人皆可做圣贤’，这话对吗？”
这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了。王守仁连想都未想，立刻说：“这话对！人人心里有良知，而且良知永不泯灭。只要大家都让心里的良知来指路，都来做这个‘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自然‘人人皆可做圣贤’。”
又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却说得王琼的脸色凝重起来了，半晌缓缓地说：“好个阳明子，果真名不虚传！”
到这时候王琼也知道王守仁是非凡之人，略一沉吟，把心底里放了很久的问题拿了出来：“孟子说：‘天下人皆可为尧舜。’尧舜二位自然是圣人，而后孟子又把孔子也称为圣人，这都好懂，可是孟子又说伯夷、伊尹也是圣人。在下以为伯夷、伊尹虽然不凡，可要和尧舜、孔子相比，才智还有高下之分，为什么这些人通通被孟子称作‘圣人’呢？”
王琼的这一问并不难解，可它内里却含有极深的思辨。
王守仁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这才说：“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这一个字极有讲究。‘圣’，就是天理。一个人到了‘圣’的境界，他心里就只剩了天理，那些人欲私心都被摒弃了。这样一颗纯而又纯的心，在下暂且把它比作一块十足的纯金。纯金为什么纯呢？就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杂质。人心纯净只剩天理，这是‘圣人’；金子纯净毫无杂质，这叫‘纯金’。弄明白这一点，后面就好说了。”
王守仁的话说得清楚直白，每个人都听得懂。王琼、黄绾和几个弟子都点头：“先生这话对，‘圣人’和‘纯金’可以做比较。请再往深处说吧。”
王守仁点点头：“金子，当然有大小之分，大的可能有一万两重！小的只有一两、几钱……这不稀奇。如果把尧舜比作一万两重的一大块金子，那么孔圣人就可以比作九千两重的金子，伯夷、伊尹可能是七千两、六千两重的金子。一万两的金子和六千两的金子重量不一样，可有一点却是完全一样的！请问：这完全一样的是什么？”
王守仁突然一问，众人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大眼瞪小眼看了半天，还是王守仁高声说：“纯度！一万两的金子和几千两、几百两、一两、半钱的金子有一点是一样的，它们的‘纯度’完全一样！”
被王守仁一提，众人恍然大悟。王琼忙说：“对呀！一万两重的‘尧舜’和六千两重的‘伯夷、伊尹’，他们的功业不相同，可良知的‘纯度’一样，这个‘纯’就是天理，所以一万两重的尧舜、六千两重的伯夷都是‘纯金’，都是圣人。”
见王琼听明白了，王守仁又接着说：“一万两纯金和六千两纯金是同样的‘纯度’，所以尧舜、孔子、伯夷、伊尹这些人就算功业有大小、能力有不同，可他们的心都是纯粹的‘天理’，所以他们都是圣人。由此我们就知道，人的才智大小、能力强弱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良知的‘纯度’。一个农夫，他一生的功业也许只相当于一两金子，但这农夫只要心地纯净，良知烁然，全无杂质，那他一生的功业和尧舜是一样的！何处一样？‘纯度’一样！于是这个农夫和尧舜一样，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圣人。我想，这就是孟子说的‘人人皆可做圣贤’的依据了。”
“人人皆可做圣贤”是阳明心学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理论充分证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点：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在人格方面绝对平等！因为事业大小、能力高低不重要，只有心底良知的“纯度”才重要。
守仁这番道理讲出来，几个弟子喜形于色，议论纷纷。只有王琼保持着冷静，把守仁的话想了半天，又往深处追问：“我想请教一下：尧舜二圣心中这万两黄金一般的天理是如何来的？平常人又该如何才能存养自己心中的天理良知，日有进益，从一两、五钱的‘小金子’变成百两、千两、万两重的‘大金子’呢？”
守仁笑道：“晋溪先生说的就是‘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了。咱们一定要弄明白，修身的目的是要提升金子的‘纯度’，所以要尽一切力量去除人欲，存养天理。人欲私心越少，天理良知就越多。这就如同炼金之时，一边加入金子，一边又不断在火里熔炼，不但体量越来越大，纯度也是越炼越纯。这么长年累月努力下去，我们心里的良知越来越纯粹，‘知行合一’越来越坚定，即使遇到大是大非，也能稳守良知，毫不动摇！这样一来，就等于我们心里这块‘纯金’越来越重了。”
王琼摇摇头：“未必如此，依我看来，这世上很多人是越学心越坏，越走路越邪，这又如何解释？”
王守仁笑着说：“晋溪先生心细，看出这个毛病来了。有些读书人不明白圣人之‘圣’是天理之‘纯’，错以为所谓‘圣人’就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能人，结果他一心只在知识、能力这上头用功，却不肯花大力气去除自己的人欲私心，提炼天理良知。这就好像他不要求金子的纯度，只要金子看起来分量越重越好。为了追求分量，不管铜铁锡铅杂七杂八……只管胡乱添加进去，结果他的学问越来越大，本事越来越强，心里的天理良知反而越来越少！就好像他原本心里还有‘一两纯金’，可是杂七杂八添得越多，金子的纯度反而越来越低！等心里乱糟糟的东西达到‘万两之重’的时候，你剖开他的心再看看，里面只剩下脏乎乎的一堆糟粕，根本就不是金子，当然也就一分一文都不值了。那些偷天大盗、窃国蟊贼、杀人恶魔、乱世枭雄就是这么来的。”
王守仁这些话十分厉害。他实际上说明了一件事：能力越大，责任越重；权力越大，原罪越深。
权力越大、能力越强的人，越会经常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要想经得住考验，必须更努力去做“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才行。“知行合一”做得不够，遇到原则问题，很可能出错，甚至堕落！将来有一天后人翻开史书，剖开这位“大能人”的“心”来评判，只看到一堆万斤之重又脏又臭的“糟粕”，那就难免要遗臭万年了。
守仁这番道理把所有人都说愣了。王琼喃喃道：“不知存养天理良知的人，本事越大，天理良知反而越少。杂七杂八堆到万两之重，反而成了糟粕，分文不值。好厉害的话呀！”
站在一旁的徐爱接了一句：“先生此喻，大有功于后学晚辈！”
王琼点了点头：“大道理，真是大道理！阳明子是真学问，是真君子，也是个好先生。”又把守仁刚才的话咂摸了一下，指着周围几个弟子说，“你们有福啦！跟了这样的先生，他日必成大器！”对王守仁和黄绾拱了拱手，“我衙门里还有事，以后再来听讲。”自顾去了。
送走了王琼，黄绾笑着问王守仁：“阳明先生看这位王晋溪本事如何？”
“晋溪先生堪比弘治三阁老！可惜……”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话头。
王守仁差点儿说出“可惜坐天下的不是弘治皇帝”的话来。这是天下人都想发出的一声哀叹，也是个犯忌招灾的想头儿，黄绾忙说：“学生们还在里头等着呢，咱们还是先给学生讲课吧。”
王守仁使劲点点头：“宗贤说得对，咱们去讲学，讲真正的圣人之学，多讲，要多讲！”
（四）
有一天，守仁的弟子欧阳德在课堂上问了个问题：“先生平时常对我们说，孔孟儒学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我平时也常留意这句话，后来看了朱熹的注解，却说这‘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个效验，这似乎与先生平时所讲有抵触，不知先生怎么看？”
听了这话，王守仁连连摇头：“朱熹的解释偏了，圣人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
王守仁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欧阳德忙问：“可否仔细讲讲？”
王守仁缓缓说道：“什么是‘功夫’？说的就是一个提炼良知的过程。什么是‘效验’？就是不问过程，只看办事有什么成果。朱熹以为‘克己复礼’是个效验，这叫本末倒置。”略想了想又说，“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吧：记得小时候在山阴老家有两间铁匠铺子，铁匠师傅都是好把式，打出来的铁器很好，一把锄头卖二十文钱，大家都来买。后来东边这家铁匠铺的主人想多做些生意，就降了价，每把锄头仅卖十四文，西家却不降价。大概过了不到两年吧，这两间铁匠铺倒了一间，你们觉得是东家的倒了，还是西家的倒了？”
阳明先生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得很，别的学生还没说话，弟子萧惠在旁插嘴道：“当然是西边这家倒了。”
王守仁摇了摇头：“不对，是东边这家倒了。”
听了这话萧惠不以为然，忙问：“东边的铁匠铺子降了价，锄头应该好卖，怎么反而倒掉了？”
王守仁看了萧惠一眼：“东家、西家原本是一样的手艺，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功夫，所以也卖一样的价钱。现在东家为了多卖几把锄头，把价格降了，可他们到底也要赚钱，怎么赚？只好省些材料，省些功夫，把六文钱的利省出来。如此一来他家的锄头比西家差了不少，刃口不利翻不动土，打得又薄，不到一年光景就用不成了。乡下人一开始图他家东西便宜，都买他的，可拿回去一用，不好使！乡民算了一笔账，觉得买这不好使的锄头多花力气，耽误工夫，反而吃了亏，心里很不痛快。结果一年不到，附近的人都知道东家铁匠铺打的铁器掺假，互相告诫，谁也不买他的东西，这间铺子怎么能不垮呢？”
被先生这么一说，萧惠顿时无话可回了。
王守仁抬头把弟子们都看了一遍，见他们一个个认真倾听，这才缓缓说道：“同是打铁的铺子，同样的手艺，同样的材料，西家紧守着一个‘功夫’，虽然做出来的不是什么精巧之物，却兢兢业业只管把自家产品做到极致，这样的生意做得长久，做得稳当，这叫什么？这叫‘匠心独运’，就像我以前说的‘提炼纯金’，铁匠心里这颗‘认认真真打铁器’的‘良知真金’只有一两重、几钱重，却纯而又纯，只要一辈子这么坚持下去，这位打铁师傅也能成一个‘打铁的圣贤’。可东家为了眼下多赚几个钱，偷了工，省了料，卖的东西虽然便宜，别人用了觉得上了当，却要骂他。就为了多赚几个钱，为了这么一点点‘效验’，这个手艺人竟把良知昧了，就像我说过的‘铜铁铅锡纷然杂投，到后来不复有金矣’。这样一个良心被蒙蔽了的人，虽然有手艺，却做不成事，今天在这里开铺子是这样，搬到别处去，只怕也是这样；打铁的时候他是这样，做别的买卖也是一样，除非他良知发动，自我反省，把这毛病改了，不然，以后不知会怎样收场。”
王守仁几句话说得众弟子都沉思起来。
眼看是个好机会，王守仁就把话引到深处去了：“‘知行合一’是个修身功夫，天下无论士农工商，人人都要在这上头用功。做手艺的要把手艺做到极致，做买卖的要把诚信做到极致，那些做官的人尤其要把‘知行合一’做到极致。一个心里只装着良知的官员，上任伊始就在想：‘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只知道要诚心实意替老百姓办实事。’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个好官。那些不重功夫只重‘效验’的货色不是这样，让他们去做知县，还没上任就想着做些什么露脸的事儿，博一个政绩，好升知府，到了任上就胡乱操办，做了一堆没用的事，不问百姓是否受益，只求上头看了喜欢。这样的人，给他个知县，他想升知府，于是搞一个假政绩；真的升了知府，他又想升按察，这就又搞个更大的‘政绩’出来；给他升了按察，他又想做布政，于是加倍耍手段逢迎上司，坑害百姓。这种人官做得越大，心里的良知越少，人也越发邪恶，办的坏事越多，到最后真就变成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了！这就是只重效验不重功夫造成的恶果。”
王守仁把话说到这里，众弟子皆有感触。欧阳德在旁边问道：“既然圣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为什么朱熹又专门做一个效验之说呢？”
王守仁略想了想：“朱子提出这个‘效验’之说，大概是补他自己学说上的漏洞吧。因为朱熹以为圣人之学‘知先行后’，重‘知’而轻‘行’。以此学说为基础的读书人就容易犯‘关起门来读死书’的毛病，读书人读成死书，坐困斗室，一生尽毁，这可不是朱熹想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专门强调一个‘效验’说，让读书人除了做那个‘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书呆子学问之外，还记得要走上社会努力一番，成功成名，追求一个‘效验’。说穿了，这是朱熹发现‘知先行后’有病，就给自己开了这么个‘效验说’的方子罢了。可病对身体不好，药这东西对身体也不好，先给自己弄出一个‘病’来，再吃些药来‘治病’，结果是病没治好，药毒倒进了身体，又引出别的病来了！”
王守仁这么一说，弟子们都笑了。
王守仁自己却没有笑，而是郑重其事地说道：“其实圣人之学最重视‘良知功夫’，从来不重视‘效验’。孔夫子周游列国之时何等艰难，别人笑他糊涂，骂他是‘丧家犬’，孔子说什么？只说了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思是说：这套道理或许在当今天下行不通，我已经知道了，可这道理是对的，是救天下百姓的大道理，我自当奉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诸位想想，这‘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功夫还是效验？”
其实“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句话从头到尾已经否定了“效验”二字，只剩了一个“功夫”在里头，否则明知“不行”还要继续做下去，孔圣人岂不成了疯子？阳明先生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根本不可辩驳的，学生们听了个个点头称是。
说到此处，阳明先生也有些兴奋起来，提高了声音：“孔子说‘重功夫不重效验’的话又岂止这一处？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怎么个任重？‘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怎么个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一个‘仁’——在孔子就是追求一个‘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直追求到死那天才罢，不是到这时候就不做了，而是因为人已经死了，实在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这才罢手！这是功夫还是‘效验’？显然是个功夫！再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一个‘仁’的理念，这是个功夫还是个效验？若依‘效验论’来说，那天下读书人都应该是‘用无耻以求官’才对吧？天下的买卖人都应该是‘用奸诈以求财’才对吧？‘成仁’这两个字岂不是不提也罢？什么是‘仁’？良知之诚爱恻怛处就是仁！这种地方要是出了错，世人都只重‘效验’不重‘功夫’了，好吧，那良知咱们也都抛弃了吧……这还得了吗？”
王守仁把学问讲到这个地步，学子们对于“重功夫不重效验”再无疑问。欧阳德想了一会儿，又忍不住问道：“我记得《论语》里有一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前看了这话不太能理解，今天听先生讲学，隐约觉得孔子这句话似乎与‘重功夫不重效验’的说法有关联，先生以为如何？”
王守仁点点头：“你这话问得好。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和‘重功夫不重效验’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夫子认为早前的学子们做学问是为了提炼良知，下一番‘知行合一’的功夫。可孔子生在春秋末年，天下大乱，物欲纷纷，读书人做学问全是为了求‘效验’，是要炫耀自己的学问给别人看，用学问做敲门砖去博功名富贵，于是士人学子争先恐后奔走于诸侯之间，卖弄学识，摇唇鼓舌，所谓‘学得文武技，货卖帝王家’，出卖的既是学问，更是良知！结果天下越来越乱，百姓越来越苦，就连那些出卖自己的士人也大多不得好死。孔子正是有感于时事，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惜孔夫子想劝天下人，天下人却不听劝，孔子也没办法，叹息而已！”
欧阳德听得连连点头，半晌却又问：“孔子如此哀叹，似乎对‘今之学者为人’之弊深有体察，难道说孔子门下弟子中也有这种不成器的货色吗？”
欧阳德这话实在有趣，王守仁笑着问：“你觉得呢？”
欧阳德正色说道：“我觉得孔子时代人心淳朴，还不至利欲熏心到如此地步。且孔子一生教育弟子三千，贤者只有七十二人，想来这七十二贤者总不至于如此吧？”
王守仁冷笑一声：“你这话就错了！天下人的私欲之深，古今都是一样。孔子只看到他那个时代的学子们是些‘学而为人’的货色，故此发出感慨，我们这些人只看到我们身边的学子利欲熏心，倒以为孔子时代的人就不是这样，这叫什么？这叫一厢情愿。你刚才说孔门弟子皆是大贤，不至于此？那你知道子思讽子贡的故事吗？”
确实，古书中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子思、子贡同为孔子门生，子贡做了大官，家资极富。子思安贫乐道，穷困潦倒。一次子贡来拜访子思，见其家破败不堪，子思衣衫褴褛，扶荆杖而出，就笑话了子思几句，不料子思反唇相讥，说道：“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tè），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一番话说得子贡无言以对。后人虽然不知道子贡为官时做了些什么事，可子思如此讥讽，似乎空穴来风，未必无音。
既然说到这里，王守仁就把话多说几句：“《论语》里还有好几个这样的故事呢！比如说：孔子有一个弟子名叫冉求，曾任孔子家宰，又有一个弟子名叫公西赤，也在鲁国为官。后来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求来见孔子，说公西赤远行，老母无人看顾，想送一批粮食，孔子说可以送一釜，冉求以为太少，孔子又加一庾，以为不少了吧？想不到冉求一次送给公西赤家小米五秉！孔子所说的一釜不过六斗四升，一庾不过两斗四升，而五秉之粟却是整整八百斗，超过了几十倍！孔子知道后责备冉求，说了句：‘君子周急不继富。’你想想，孔子这么说，是因为他心疼这些小米吗？显然不是，孔子是看不惯他这些当官的弟子们互相拉拢结纳的歪风。”扫了众弟子一眼，又说，“孔门弟子又如何，当了官之后照样互相拉拢。再看看今天的官场，认座师，攀同乡，拉帮结派互相勾连，比孔子时代污浊十倍了，这都是‘效验’之说害人。”
《论语》是一本明明白白的著作，只是后人的心智都被历朝文人所做的各种“注解”约束，很多事明摆着，却读不透。现在王守仁这么一解，学生们都觉得很新奇，欧阳德笑着说：“先生说的这些事，我们平时虽也读到，却未留意。”
既然学生们以前“没留意”这些，阳明先生也不妨多说几句：“孔门弟子颜回死于鲁哀公十四年，死时一贫如洗。可颜回死后，其父颜无繇忽然来找孔子，希望孔子卖掉马车给颜回置办一只椁。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一口回绝了，这些事你们都读到过吧？对此是怎么看的？”
《论语》里的故事所有儒生耳熟能详，欧阳德忙说：“这是颜无繇心疼爱子，想替颜回厚葬，孔子却以为厚葬之风实为不妥，想以安葬其子孔鲤的规格薄葬颜回。可惜颜无繇爱子心切，不听孔子之劝，还是厚葬了颜回，孔子因此不满，大哭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欧阳德话还没说完，王守仁已经摆手止住了他：“你这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颜无繇是个穷苦的人，为何会生出厚葬颜回之心？纵然有此心，孔子不支持，颜无繇又从何处得到财物厚葬颜回？孔子大哭之时，为何说‘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替颜回操办葬礼的‘二三子’难道仅是颜无繇一个人吗？”
被王守仁一连几问，欧阳德顿时哑口无言。王守仁笑道：“颜无繇欲厚葬颜回，这里面大有文章，如此穷苦之人忽然想厚葬其子，必是有人在背后给他出了主意，又拿出钱来支持他。当时孔子在鲁国做上大夫，年俸六万斗，颜无繇为何不来借钱借物，偏要借孔子的马车为颜回置椁？分明有人在后头给他出主意，借孔子的马车给弟子做椁，以彰显孔子的‘仁爱’。后来孔子不肯厚葬颜回，可颜回仍然被厚葬了，这又是孔门弟子中一帮做官的人在后面耍弄手段，借这场丧事拉帮结党，互相算计。孔子所说的‘二三子’究竟指哪几个弟子，后人不得而知，但我们以今人之眼看古人之事，难道还猜不出事情的本末缘由吗？”
讲到这里，王守仁又把话引回正题：“‘圣人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重视的是对良知天理的体认，重视的是‘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不论做任何事，只要你把自己的良知提炼出来，以行动践行这个良知，认认真真去做，应有的‘效验’自然会慢慢体现出来。如果不提良知，不讲‘知行合一’，上来就说‘效验’、论‘成绩’，那么这个‘效验’这个‘成绩’本身就成了私心人欲，成了一种邪恶的东西！对外，可能危害百姓的利益；对内，它会污染人心里的良知。这样一来人就走上邪路了。这是大忌，一定要当心。”
王守仁一番话说得几十个儒生个个心头火热，汗透重衣。好半晌，欧阳德喃喃说道：“阳明先生真是大宗师……”
大道至简。王守仁所创立的“阳明心学”也不是什么复杂深奥的学问。这一学说上承真正的“孔孟之学”，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拓展和创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至此达于顶峰。
阳明心学的核心理论是《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其中修身是个基本功，而“良知一发动，行动就跟上，紧密衔接无隙可乘”的“知行合一”理论是修身的途径。
“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天下人个个都应该做，要做这个功夫，就应该从生活中的事事物物做起，随时磨炼，越炼越纯。不论是谁，只要肯做这个“知行合一”的功夫，必有收获。
然而“孔孟儒学”对儒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孔子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意思是说：“皇权如猛虎，必须关进笼子。如果皇权冲出笼子，人民利益受到损害，这就是儒生的过错！”孟子说得更明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孔、孟的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人人可以做圣贤”，确立了百姓与皇帝在人格上的平等地位，同时阐明“能力越大，责任越重；权力越大，原罪越重”的道理，这样一来，就赋予了人民“监督皇权”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当然，最终直面危险、监督皇权的仍然是儒生——也就是经过训练的职业政治家们。于是阳明心学特别要求儒生多做“知行合一”的修身功夫，再由修身而齐家——在一乡一县为百姓请命；由齐家而治国——在一府一省为百姓请命；直到平天下——进入朝廷，直面皇权，为天下人请命。这种时候，就要求儒生们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坚守良知，毫不退缩，勇敢地奋斗到底。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生的使命，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修身，修身的途径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整个阳明心学的基础。正如陆九渊所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明白了“知行合一”四个字，一切哲学理论都成了“知行合一”的注脚。在后来推出的《传习录》一书中，王守仁和弟子们、朋友们就哲学理论反复讨论，反复辩论，所有内容其实全部包含在“知行合一”四字之中。即使后来提出的“致良知”，也不过是对“知行合一”的再一次强调，再一次论证。
阳明心学，至此已经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