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眯缝着眼，偏过头仰望着三楼那扇熟悉的窗子，小心地避免着被它反射的阳光刺到眼睛。今天是大年初三，空气却温暖得恍如初夏，晒过太阳的风吹在脸上暖烘烘的。记得九年前的那个春节，天气也是这般暖意融融，可当时的我却感受不到。我现在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从三楼那扇窗子望下来，刚好能看到周欣从这座办公楼大门走出来的“临界”位置。阔别九年，可我还是一下子就定位到了这个位置。******那次从周欣的住所回到我的小屋后，我一头扑倒在床上，脸扎在枕头里放声痛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哭，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身体里也空落落的，好像永远地失去了什么。我的心被一下一下地撕扯着，鲜血淋漓，痛得我浑身发抖。接下来的好多天，我的灵魂不知去了哪里，只留给我一具了无生气的躯壳。我对周遭没有了感觉，每天只是机械地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经常是手里干着干着活就开始发呆，发着发着呆眼泪就掉了下来。幸好编辑的工作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一人面对书稿，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相对不多，所以就连关系亲密的小关也没有觉察出我的异样。足足过了一个多月，灵魂才慢慢回到了我的身体里。这是失恋的感觉吗？呵，可笑，我连恋爱都没谈过，何来的“失”恋？但若不是，又会是什么呢？送周欣去医院那天之后没多久，我的银行卡上先后收到了两笔钱 ，一笔是我最后一次帮丰诺做翻译的稿酬，另一笔是周欣还给我的医药费，比我实际花费的多了不少。我并没有告诉他医药费的金额，因为我不需要他还我这笔钱，他一定是估算着还的。我把缴费收据拍了照，连同多出来的钱用微信转账给他，他没收。后来我听从小关的建议，把这些钱给他充了手机话费。这话费实在是多得有点夸张。是的，“最后”一次帮丰诺做翻译，因为从那以后周欣再也没有找我做过翻译，事实上，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而我，却依然像以前那样，每天打开好几次邮箱、查看无数次手机，期盼着收到他的消息；每天下班也依然执拗地乘坐公交车，在车子路过公主坟的时候望一望丰诺公司所在的那座大楼。这些已然成为了我的生活习惯，改不掉了——我压根也没想改。那年的年底，黄老师他们三个和711办公室的老李被调回了各自的原部门，713办公室里只剩下了我和小关。同时调走四个同事，对于我们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部门来说，不啻是一场巨大的震动。至于他们被调走的原因，大家纷纷猜测是因为宋伟的事。当初他们这几位老员工一起向社领导告宋伟的“状”，便和王晶结下了梁子，这次他们突然被调走，便很可能与这件事有关；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王晶本就跟他们不和，记得宋伟跟我说过，王晶经常抱怨这些老员工仗着自己资格老，不服她管。反正我感觉，自从老员工们走了以后，王晶的精神似乎振奋了不少。谁知道呢。不过我很难过，不管黄老师他们与王晶的关系如何，但他们都对我很好。老员工们走后才半个月，我们办公室里就陆续来了三个新同事，巧了，也是二女一男，都是新招来的应届毕业生。看着他们年轻而略带稚嫩的面孔，我忽然体会到了五年多以前我刚走进这个办公室时，黄老师他们的感觉，那是长辈看晚辈的感觉，是隔着代际的感觉。他们在时，我总觉得自己是新来的，是小孩，现在，我突然就成了老员工。三个新同事很快就玩在了一起，而我和小关则顺理成章地被王晶指定当他们的“师父”。“许老师”，好陌生的称呼啊！冯经理和章总编喊我的“小许”犹在耳畔，可不知道哪天我就会变成“老许”，像我爸一样。元旦刚过，房东通知我和小成，春节之后房子不再继续租给我们了，理由是他儿子准备结婚，他要装修这套房子给他儿子做婚房。按照租房合同，我们的租期是到六月份，房东毁约是应该赔偿我们一个月房租的。但我们几次去和他交涉，他反反复复说的就是“你们在这住的这几年，我一直没给你们涨房租”这一句话，拒绝支付违约金，到后来根本就不再搭理我们了，只是不时地催我们快点搬走。我俩还能怎么办？分头找房子吧！时值岁末年初，我和小成的工作都忙得不可开交，市面上待出租的房子又特别少。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房子还没有着落，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第一次找房子时的情景。最近几年总算不用找工作了，却又要隔三差五地找房子，想过几天消停日子就这么难吗？眼看着快过年了，我们才终于敲定了一套两居室。还是在西客站南广场一带，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大一些、新一些，但是离公交站和地铁站更远，每月的房租也多了1000元，也就是说我俩各自要多负担500元。嗯，今年我的工资刚涨了400元……可是能找到房子我俩就已经很知足了，看房的当天就给房东交了定金，第二天去签了合同，那一周的周六就搬了过去。是的，我仍和小成一起合租，因为我俩同住习惯了，谁都不想再重新适应一个新舍友。3月底，小关为了爱情，辞职去了广西。与他异地相恋多年的女友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她父亲舍不得她远嫁他乡，于是小关便远“嫁”他乡了。整个3月，不管是平日还是周末，一有时间小关就让我陪他逛街，给他女友买礼物——衣服、头饰、工艺品，他甚至还买了一对一模一样的毛绒玩具羊，他说他女朋友属羊，这两只羊就代表他们俩。我则让小关自己选一样礼物，我买下来送给他作纪念，他挑了一个印第安人头像造型的烟灰缸。小关动身的那个周末，周六一大早我去了他的出租屋帮他收拾东西，又和他一起去火车站办理行李托运。他把他从大学时就带在身边的一个罗盘送给我做纪念，他说这东西跟我这个“路痴中的战斗机”是绝配。好吧……周日上午，小关在我依依不舍的注视下登上了火车。火车开动，我一边追着火车跑，一边使劲向他挥手，直到跑到站台尽头，火车远去，再也看不见为止。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小关走后第二天的晚上，我突然收到了周欣的电子邮件。依然是用英文写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邮件很长。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写这么长的邮件？我的心里莫名地腾起了不好的预感。我明明迫不及待地想要点开来读，却又迟迟不敢点开。我怔怔地盯着眼前的邮件，感觉手指在一点点地变冷。许久，我才终于鼓起勇气点开了它。才读到一半，我的眼泪就像决堤一样，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周欣在邮件里说，丰诺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他主动申请过去并得到了Giani的同意，4月初就动身。他说，虽然武汉办公室归北京公司管，但他今后基本上都会“驻守”在武汉，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华中地区了。他还说，申请去武汉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为此，他已经准备了很久。在邮件的末尾，他写道：Take care, Yatou. Forget me.Farewell.Zhou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以bye这个词来结束整个邮件，而改用了farewell。高中时我读痞子蔡的小说就学到了，farewell，有“永不再见”的意思。我病了。很多年没有发过烧了，但这次，我居然烧了三天。第一天，我还强撑着上了一天班，接下来的两天我几乎没有下床，一会昏睡过去，一会又醒来。身上一丝力气也没有，嘴唇干得裂开了深深的口子，裹着两条厚厚的被子还冷得发抖。不用试体温表我也知道，我全身上下像着了火一样的烫，恨不得连呼出的气都能把水烧开。这两天，我是靠着白开水和两包饼干捱过去的。小成根本不知道我病了。早上，我听着她从房间里出来、去卫生间洗漱、出门上班；晚上，我听着她从外面回来、去卫生间洗漱、回房间休息。白天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屋里死一般的寂静。也许我就这么死在床上也不会有人知道吧。想到这里，我凄然地笑了一下，这一笑，牵动得我又咳得死去活来。我没吃药，也没去医院，因为我知道这病从何而来，纵使什么仙丹妙药也无济于事的。小时候每当我生病，妈妈就会用被子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搂着我坐在床上，轻轻拍着我的背，嘴里念叨着“小丫头，快点好”，还给我讲故事，喂我喝水、吃东西。我蜷缩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被妈妈身上的气息包裹着，也就不觉得那么难受了，甚至，还有些享受。我想家了，特别特别想，刚来北京的那段时间都没这么想过。周欣并没有告诉我他离京的具体日期，也许给我写邮件的时候还没有定下来，也许他并不想让我知道。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是在4月初，那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要是能在他走之前再见他一面该有多好啊！刚刚能去上班的那天，一下班，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了地铁，在公主坟那站下了车。还不到18:00。我想，如果周欣还没走，那么我就在这座办公楼下面，找个隐蔽的角落等着，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偷偷地看上他一眼就好了。但我最终没有这么做，只是远远地看了看那座楼就离开了。理智告诉我，这样做很不明智，同时我也应该尊重周欣的意愿——那封邮件就是他最后的道别，他不想再见到我，也不想再被我看到。该死的理智！为什么你只能控制人的行为，却不能控制情感？4月底，一个晴朗的夜晚，我坐在什刹海边的一个露天咖啡座旁。“五一”假期邻近，这里灯火通明，游人如织，湖面上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灯光，比白天还要热闹。这次要不是黎呐提议，来北京好几年了，我竟从没想到来这一带转转。一阵微风拂过，面前热巧克力的香气飘进了我的鼻腔，也在我心头激起了一串细细的涟漪——好像，那年三里屯的风。只是，风依旧，人不再。我从湖面上收回目光，对坐在我对面的黎呐说，我开始理解她为什么喜欢简单、悠闲的生活了，也越来越羡慕她拥有这样的生活。至少对于当下的我来说，这样的生活只是个梦想。黎呐垂下眼皮沉吟了一会，忽然问我，想不想回老家工作。被她这么一问，我一时间有些茫然。我承认，自从小关和周欣走了以后，我的心态改变了许多，这么大的变化连我自己都有点难以适应。当年那个一心向往外面世界的我，渐渐开始怀念家的宁静与闲适。不过我到底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好几年，真的让我就此放弃过往的一切，回到老家重新开始吗？我还没有认真想过。6月，房东对我们说，他打算把我们租的这套房子卖掉了，7月中旬之前我们必须搬走。我们在这里只住了半年，感觉才刚刚安顿下来。而这一次，我们除了照样讨不到违约金以外，还要应付来看房子的买房客，有时是在周末，有时是在平日的晚上；有时房东会提前打电话知会我们一声，但更多的时候是直接就带着人过来了。他们旁若无人地这看看、那瞅瞅，粗声大气地指指点点；有的看房客还抽烟，烟灰弹得到处都是，屋子里全是烟味，呛得我和小成不住地咳嗽。那段时间小成也不敢在公司加班了，每天晚上早早地回来。我俩一边抱着电脑分头找房子，一边提心吊胆地等候着随时可能出现的看房客。我们一次次地被迫把房间门敞开，把自己的私人生活暴露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我们也不敢再换上舒适的家居服放松地休息。我们不仅要把尊严扔在地上任人践踏，也越发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小成苦笑着对我说：“谁让房子是人家的呢？咱们还是尽快搬走吧，别等到7月中旬了。”
所以6月底，我俩刚一找到新房子就立刻搬了过去。还是在西客站南广场一带，这一次，房租又增加了800元，房子的条件跟我们现在住的差不多。搬家后一个星期，我意外地接到了宋伟的电话。在他离开我们部门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联系我。由于我早就删掉了他的手机号码，所以当这一串数字伴随着频频振动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时，我并不知道是他——不然我可能就直接挂断了。“嘿，维珊，我是宋伟。”
这熟悉而令人厌恶的声音。“……”我皱起了眉头。“你还在建文社吗？”
“嗯。”
我犹豫了一下，应道。不知道他突然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决定尽量少说话。“我现在在一家出版社做市场，这的待遇比建文社好，时间也宽松，想不想过来跟我一起干呀？”
他的语调很欢快，透着虚情假意。“不了，谢谢。”
“哦？还是不想做市场，是吗？”
他的声音一下子低了下来。“是不想跟你共事，不管做什么。”
我冷冷地回答，没等他再说什么就挂断了手机。从那以后，宋伟再也没有联系我。8月初，我拨通了黎呐的电话。我告诉她我想好了，我打算回老家。我又开始忙着找工作了。黎呐也在网上帮我搜寻招聘信息，不时地发给我一些链接，大多是媒体和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也有其他行业的企划文案、市场宣传之类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我在她给我发来的链接里看到了《潮至尚》招聘编辑的广告。对于黎呐推荐来的职位，我都投去了简历，除了《潮至尚》。就在我为该怎样请假回老家去面试而犯愁的时候，我接连接到了四个面试通知。其实在老家那座小城市，这类文字工作的机会并不算多；之所以一下子接到这么多面试邀约，我想我应该感谢在北京这几年的工作经历。这下好办了。跟这几家单位协商面试时间时，我把四场面试集中安排在了同一周的周四和周五，每天上下午各一场，这样一来我只需神不知鬼不觉地请两天假，周三下班后坐上火车，周末还能顺便在家休息两天。面试之后半个月，就在我还在继续投着简历的时候，又接连接到了其中三家单位的录用通知。仔细斟酌、比较，又询问了黎呐的意见之后，我选择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杂志社。我去向王晶辞职。她好像被针扎到了似的，眼睛瞪得老大。这些年来，除了工作上的事，我没和她打过多少交道，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她这个反应倒是把我吓了一跳，不过也有可能像黎呐后来跟我说的，她只是装装样子而已。王晶把我带到会议室，跟我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无非是说我是部门骨干，将来会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希望我能为自己考虑，也为部门考虑，留下来帮助部门发展，也帮部门带一带新员工。我想最后一句话才是她的真实想法吧。别人离职时通常不出一个星期就能办好各种手续走人，但王晶硬是以“按《劳动法》的规定”为由拖了我整整一个月。也好，离开北京前，我也正好有些私事要处理。老实说，在北京混的这几年，我自觉对这座城市并没有太多感情——它终究不是家乡，待得再久、再熟悉，也只是“客居”。可一旦要离开了，我却充满了留恋。那一个月的周末我没有回老家，而是把华侨大厦、三里屯、丰诺公司的两处办公地、凯宾斯基饭店转了个遍，当然还有公主坟我和周欣曾经常去的那家西餐厅和咖啡馆。在三里屯，我凭着已经不甚清楚的记忆，重走了周欣带我走过的路，还特意去寻找我们吃意大利面的那家餐厅，可惜怎么也找不到了，就连那片地方的样子都变了。至于其他几个地方，我都没有进到里面去，只在门口站了站，拍了几张照片留作纪念。我在华侨大厦门前驻足的时间最长，我拼命地回忆着当年的每一点细节：我们在这里下的车……这么走，绕到华侨大厦正门……周欣在门口的那个位置等着我们……他从那扇门出来和冯经理打招呼……他带着我们从正门走进华侨大厦，藏蓝色呢子大衣在他瘦削的身上晃来晃去……我贪恋着这每一处地方。这一个月，我觉得好像每天都和周欣在一起。我忽然想起，我和周欣见过那么多次面，竟然从没想到要跟他合个影，就连参加酒会那次都没有。小成得知我要走了，很是不舍。我帮她找到了一个新的合租伙伴接替我，那是个文静的女孩，做会计工作，相信她会和小成相处得很好。我还把我自己缝制的一个零钱包送给小成做纪念，她曾说过那个零钱包很好看。我自己去火车站办理了行李托运。在北京这些年，我什么东西也不敢添置，就怕搬家时麻烦。可尽管如此，我的家当还是比刚来时多了许多，它们陪伴了我几年的漂泊时光，哪样我也舍不得丢掉。最后，我把所有东西打成了三个大包，打车去了火车站。离开北京的那天是周日，小成执意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好说歹说她才作罢。我不想惊动任何人，只想一个人安静地离开。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出奇地平静，就像每次周末回老家那样。******“要不，上去看看吧？”
身边传来周博的声音，我的回忆被打断了。我转过头冲他笑笑，摇了摇头。上去，除了紧闭的公司大门，还能看到什么呢？周博是黎呐一个高中同学的同事，也是我的男朋友。去年我回到老家后没多久，黎呐和她同学就把他介绍给了我。周博是学工程的，与同是“理工男”的周欣相比，他显得木讷了许多；但和他熟悉之后我发现，他不仅爱好广泛，还很幽默，是个很有趣味的人。他从不会搞些花里胡哨的所谓“浪漫”，对我的体贴却是实实在在的。和他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心跳加速，而是感到自在、踏实。至于周欣，他本身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一点都不了解。他之于我，更像是一个完美的偶像，或者说，我用自己的想象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偶像，我把我认为的所有美好都加在了他的身上。对他，我始终是仰视的。我不知道，倘若换个时间、换个场合遇到他，他在我心目中还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遇到周博时我已然不再年少，对他的感情更加脚踏实地。怎么说呢，在我眼里，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是我想要和他一起柴米油盐的人；而对周欣……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偶像，只能是用来幻想和崇拜的。怎么这么巧，我的男朋友也姓周，这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有意的安排吗？******春节前我收拾自己的房间时，在书桌左边的抽屉里发现了一颗裹着透明玻璃纸的糖，糖块是小小的咖啡色圆柱体，外面残留的黄色包装纸上印着“卑斯牛奶糖”。我纳闷：我不爱吃甜食，从不买糖果，这颗糖是从哪来的呢？记忆的指针在我的大脑中飞快地搜索着。“叮！”
它撞上了我要找的东西，撞得我心头一颤：这……是周欣给我的啊！那次他去宝洛，坐在陈老师的座位上，和我一起加班。这一管糖，他自己吃了一颗，给我一颗，剩下的他后来也没有拿走，被我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家，就放在这个抽屉里。那个时候，每当我快要忍不住对他的思念，想要拨通他的手机时，就会吃一颗安抚一下自己，谁知竟还剩下了一颗。我剥掉黄色的包装纸，把这颗糖取出来。这么多年过去，它没有融化，没有变形，还保持着当初的样子。我把它托在掌心里端详着，那次周欣拥我入怀的感觉又传遍了全身。我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直到现在，我的身体对他的双臂箍在我身上的位置和力道依然记忆犹新，还有，他心跳的节奏，他苍白的脸庞，他看我的眼神，他的体温，他的气息……那可真是刻骨铭心哪！周欣在写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一个字母也没有，但我当然知道他想要去武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假如他能看到我在此记述下来的这个故事，我想对他说：感谢命运，让你在我的生命中路过。那次是因为他爱我，还是只是他的一时冲动呢？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想不出答案。我希望是后者，更希望他能彻底把我忘掉。我在我的电子邮箱里建了一个文件夹，把周欣发给我的所有邮件都转移到了这个文件夹里，并且再也没有打开过，以后也不会打开了。同样被我封存起来的，还有周欣在宝洛时手写的那几页草稿，以及丰诺那场酒会的请柬。我把它们装在同一个文件袋里，收藏在我书桌最下面的抽屉中，那个文件袋的右下角印着“宝洛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红红的颜色依旧鲜艳。日后，我永远都不会再触碰这个文件袋了。考虑再三，我决定把那颗糖深深地埋在我家楼下的花坛里，就在我房间窗户的正下方。深夜，等爸妈都睡熟了，我悄悄地下楼，郑重地完成了这个仪式，这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仪式。小区里静悄悄的，只有柔和的路灯光洒在地上和我的身上。回到老家，还是需要重新适应，不过总归要比适应一个陌生的城市容易多了。我一点一点地重拾以前的生活，常会生出恍若隔世之感。耳机里传来一个熟悉的男声，那是我们当地电台一位著名主持人的声音，我从小学起就收听他主持的欧美流行音乐节目，直到去了北京以后才中断。说来有趣，当年开始听他的节目，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欧美流行音乐或欣赏他的主持风格，只是因为他跟我一个小学同学同名，我觉得好玩而已，不经意间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听了下去，竟成了习惯。如今他仍在电台主持着欧美流行音乐节目，只不过他节目里的那些歌曲从“当下流行”变成了“曾经流行”，我收听的媒介也从收音机变成了手机。重新开始听他的节目，我的时间又从中断的那天接续了起来。他的声音依旧，主持风格依旧，中断的那些岁月仿佛从未存在，我也依旧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直到有一天，他在节目中偶然说起了他的退休计划，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从我第一次听他的节目起，他的声音就一直存在于电波之中，他的声音和电波似乎早已融为一体。难道说，有一天，我会再也听不到了？为什么不会？有谁能赢得过时间呢？因为熟悉，所以习以为常，然而时间不会因为你忘记了它的存在就会停止流淌。我常会回忆起在北京度过的那段日子，怀念那座“周欣的城市”，怀念我遇到过的人、去过的地方、经历过的喜怒哀乐，还有独自生活的那份自由。但我不喜欢“北漂”这个词，它让人有种没根的感觉。这种怀念，有时也体现在一些习惯上。比如我仍然关注着图书出版，老家最大的书城也是我闲暇时常去的地方。徜徉在书堆中，闻着油墨和纸张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让我感觉曾经的生活仍在身边。我忽然想到，建文社的书销往全国各地，那么说不定哪天，周欣就会碰巧看到一本我责编的书呢？想到这里，我忽地笑了一声，惊扰了旁边一位正在专心致志选书的顾客。他皱起眉头瞥了我一眼，目光中带着明显的不解和愠怒。我装作没看见他，随手把手中捧着的一本我责编的书插回书架上，然后从他身后绕过去，继续往前走去。刚才那一瞬的想法真是幼稚，全国每天光是新上架的书就有千千万，更何况我责编的书依然在售的……也不剩几本了，周欣看到它们的概率，大概不比被陨石砸到的概率高。况且，就算他看到了，又怎样呢？我漫无目的地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慢慢地走着，随意地看着。忽然，一个黄色的封面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封面正中一个大大的英文单词Crossword似乎在诉说着什么。我隐隐地意识到了什么，赶忙从书架上取下了这本书。这回看清了，Crossword下面赫然印着“总策划：宋伟”的字样。我翻开书页，熟悉的篇章结构和内容设置，跟我写的那份样张一模一样。版权页上，出版时间是去年。我又看了看书架，发现同一层还有一本红色和一本蓝色封面的书，同样的开本，同样的封面设计风格，封面中央也印着同样的Crossword，显然同属一个系列。我合上手中的书，又看了看封面上总策划的署名，在心里啐了一声。******今天一早，我和周博一起去黎呐家拜年。从她家出来时，我想起宝洛就在附近，一时心血来潮，便绕路过来看看。周博只知道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想来“故地重游”另有原因；事实上，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周欣”这个名字，这是我自己的秘密，是我青春时光的一部分，它只属于我一个人。“故地”的妙处就在于，它可以成为你的“时间胶囊”，纵使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它总是承载着你的记忆，以不变的样貌面对万变的时光。不论你哪一天回转来，在这里，在“故地”，总能发现那时的自己。我抬起头，再次望向三楼的那扇窗。当年放在我桌上的绿萝还在吗？现在坐在我座位上的人又是谁呢？他/她是否还干着我当年的工作？他/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经常站在这扇窗边向外张望？宝洛的规模扩大了，想必办公室已经重新装修过，早就不是原来的布局了吧？但这扇窗的位置不会变。冯经理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而对于那个纠缠了我多年的问题，我也有了自己的答案：当年我曾偶然从宋珺那里听说，集团各下属公司的任何人事变动都要上报给集团，由集团审核、批准后才能执行。照这样推断，那时宝洛的业务正处在低谷，不但它不需要，集团应该也不会允许它增加人手。所以一开始，宝洛确实没想招人，确实只想找个人把陈老师休产假那段时间应付过去，自然也就没有向集团提出人事变动申请。后来他们改变了想法，想留下我，麻烦就来了：没有申请，也就没有增员名额，而我的试用期又快满了，他们无法处理，也无法给我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所以后来很多奇怪甚至自相矛盾的事情就都说得通了。当然，这只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实际情况究竟为何，那就只能问老天爷了。那次丰诺的酒会上，冯经理那么迫切地想要约我和周欣一起吃饭，是有话想对我说吗？如果是，他想说些什么呢？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周欣从我的生活中离去，牵连着我与宝洛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断了。他对我说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终究只是在梦里走了一遭。******今年4月，我就将满32岁，正好是我遇到周欣时，他的年纪，距离我走出校门也有整整10年了。兜兜转转一大圈，我又站在了10年前一切开始的地方。我四下里望了望，这一片区域的几座写字楼还是老样子，周围的小饭馆、小商铺也依然是小饭馆、小商铺，只是全都换了面孔，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切似乎都没变。但其实一切都变了。